人性本善，认为人原本为公，后天被欲望蒙蔽了本心，只知为私，所以变得“不善”。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与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一个意思。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是进化遗传的本能，但那个时候怎会有这样的认识？“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激发同情心，将心比心，这就是“仁”。但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天生本性，还是后天教化所得？请看《荀子·性恶篇》的记载：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小孩子明明都是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孟子却不去理会，只考察那些对他的立论有益的案例，显然不够尊重事实。如果人性本善为什么会被蒙蔽呢？是什么力量使人变得“不善”了呢？

人性本恶，荀子为代表人物。“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真可谓一针见血。“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一切美德都是对人性的克制，荀子虽未明言，已有此意，“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

荀子当然知道孟子的性善论，他提出性恶论自然要有所依据，所以他提出了“性伪论”。他的逻辑是“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这其实是先天后天的区别。即恶为先天所带，善为后天所得。“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因为有圣人“化性而起伪”，所以才会有“善”。圣人化恶为伪

方为善，与孟子立论相反。“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没有所以求于外，有则不求于外，因此，人欲为善说明人缺少善。关于此理，洛克菲勒即为最好例证，此人早年经商不择手段，老来多病突然醒悟大搞慈善，百病顿消，而且福泽后世，名声倍增。从情性角度解说之后，荀子又从理论意义角度说明了性恶论的必要性。“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孟子所说没办法验证，无助实践活动的开展，远离了“圣王”之道，反而是性恶论使“礼仪”崇贵，可见性恶论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