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重构

第三节 理论：我与自我的关系

当我们使用“自我意识”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一种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其他意识的地方在于它知觉的对象是它的承载者和发出者。意识是直感通道和反馈通道里搜集和传递的外界环境、自身完成任务的信息，能够帮助意识主体调节自身状态以适应环境或完成有目的的活动。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无论生物创造出相对于个体来说多么神奇的存在，比如蜜蜂建造的精致的蜂巢，蚂蚁建造的宏伟的蚁穴，都仍然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一旦出现了自我意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便会受到本能之外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建立在对个体与环境之间一系列因果关系的认识上。

对于人类来说，认识个体与环境之间因果关系的困难可以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篝火神话”来说明：话说小保姆在家孤零零一个人，接到的电话一个比一个恐怖，惊恐之下报了警。当骚扰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已对电话进行监控的警察立马打电话给小保姆，并大喊道：“我们已经跟踪到电话，它就是从屋里打出来的！快出来！”（《欲望之源·导言》，【美】特里·伯纳姆、杰伊·费伦著）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像研究其他事物中存在的因果关系一样对待我们自己，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问题是，我们很难做到那样客观。

在上一章里，“自我”被定义为一种力量，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维护自身、复制自身的核心力量，或者一种能力，生命系统创造负熵的能力。同时，我们指出“自我”这个词具有“由自己发出动作，又作用于自身”的含义。由此可见，在没有自我意识出现之前，在没有办法用语言符号表达之前，“我”已经存在。生物的进化是一场博弈，是生命代表的增长负熵的力量与自然界熵增的力量之间展开的殊死较量，而“我”就是战场。“我”并没有随着“自我”的修炼而发生什么本质上的改变，“我”始终是“自我”的战斗工具和战斗场地。这样的叙述难免让人产生玄想，认为“自我”是神灵所做的“第一推动”，但是，在没有完全理解普里高津、艾根、哈肯等人的理论之前，最好保持谦虚，不要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竟然发现了神灵的存在。

让我们推进到自我意识产生之后的现在，看一看“自我”对“我”都做了些什么：

1.一个人，无论来自哪一个国家，是否知道蛇，当他（她）看到蛇的时候都会感到恐惧。但是，不知道枪是什么的人看到枪只会感到好奇。刚会爬行的婴儿爬到斜坡或高台边沿时会自动停下，看到火的时候却会好奇伸手去摸。这些现象说明，对于人的行为来说，有些反应早已在神经系统中编好程序，有些反应则要在后天的学习中编程。

2.后天编程的反应所占比例越大，说明生物的可塑性越强，而与之相应的是生物个体适应能力的减弱。假如没有教育这项塑造个体适应能力的工程，而仅仅依靠先天遗传，人类很难在进化的道路上胜出。后天成长的可塑性与先天遗传的适应性是一对矛盾，有舍才能有得，进化就是在舍与得之间不断寻找最佳平衡。

3.小鸭子会对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运动物体产生印刻效应，也就是在发展的关键期形成一种联结，之后，无论印刻对象走到哪里，它们都会跟到哪里。在这一方面，人类并不比鸭子高明多少。幼年期的许多记忆和习惯会影响人的一生，许多时候，尽管我们知道这一事实但却无能为力。

4.个体能够通过书籍获取他人的经验，这是人类独具的优势。语言文字与神经系统的映射关系拓展了人类适应环境的可能性空间。

“言语能够引发心中的图像；需要费点时间才能浮现；需要多长时间因人而异。

言语能够指挥肌肉动作；需要费点时间才能浮现；需要多长时间及产生怎样的反应因人而异；哪个人说话差别很小。

言语能直接引导出身体感觉；要花费一点时间；时间和程度因人而异；什么人说话差异很小。

心像能够引导指挥肌肉活动；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产生；需要的时间及反应本质因人而异。

心像能够直接引导出情绪活动；要费些时间才能产生；花费的时间及反应本质因人而异。”（《催眠入门手册》，迪兰·摩根著）

5.基因承载遗传信息，决定生物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对于人类来说，生物意义上的可能性空间受制于社会意义上的可能性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取决于“自我”与“我”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社会学家Eric H. Erikson的心智成长阶段理论值得借鉴。一个人从生到死共经历八个心智成长阶段，如果在某个阶段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充分获得成长，在生活上会出现一些乏力和困扰的现象。最初的五个阶段在21岁前形成：

第一个阶段，0至1岁，孩子的需要：肚饿被喂食，受惊被拥抱，哭泣被拥抱。若孩子感觉他的重要性及家长对他的需要，觉得自己生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长大后就会是一个开朗及信任别人的人。否则，孩子长大后可能出现这样的个性或特征：⑴极度害怕被遗弃；⑵拼命寻找一个依赖的对象；⑶需要别人照顾；⑷深信不能信任任何人。与此有关的成人心理障碍：竭力维持毁灭性的感情关系，显示偏执狂的症状，如暴饮暴食或过分需要别人的夸奖。

第二个阶段，2至3岁，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生理机能并注意到身体的能力及限制。如果成长需要被满足，孩子会获得充满自主能力的感觉，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一份影响力。否则，极易产生害羞惭愧的感觉，长大后出现这样的个性或特征：⑴经常觉得自卑、无用及不可爱；⑵不相信自己在世界上有存在的理由；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必须倚靠别人的人；⑷觉得自己生存的权利取决于对别人的重要性；⑸经常作出不恰当的道歉。与此阶段有关的成人心理障碍：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不能拒绝别人的要求，害怕有新的经验，害怕面对别人的愤怒。

第三个阶段，4至5岁，孩子的需要：⑴喜欢幻想、创造及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⑵发展出主动性。需要得到满足，孩子就能够说出他的想法及表达他的情绪，并发展出一份健康的好奇心。未能得到满足，孩子就会觉得内疚有犯罪感，停止主动性或秘密地做，长大后出现这样的个性或特征：⑴害怕犯错；⑵感到无助及内疚；⑶只懂得安慰别人；⑷回避风险；⑸隐瞒错误。与此阶段有关的成人障碍：⑴不能认识或表达内心的感受；⑵害怕说出内心的事情；⑶对感情关系负上过分的责任；⑷不断地去讨好别人。

第四个阶段，6至11岁，孩子开始与别人竞争及比较。若需要得到满足，将受到激励而变得有活力，否则，孩子会不信任自己或不会自觉地做事，会产生不配做某件事或不及别人的感觉，长大后出现这样的个性或特征：⑴避免参与任何的竞赛或极度喜欢与别人竞争；⑵觉得不安全及不如别人；⑶对自己或别人吹毛求疵。与此阶段有关的成人心理障碍：⑴凡事要求完美；⑵经常拖延及耽搁；⑶不知如何达到目标。

第五个阶段，12至21岁，青春期需要：⑴找出他自己怎样去适应这个世界的方式；⑵接受自己身体生理上的变化；⑶界定自己对异性的身份；⑷界定在同性和同辈里的身份；⑸找出人生应怎样过。得到满足，会出现一个接受自己的人。否则，会出现一个反叛的或者轻浮的人：⑴表现出不恰当的青春期行为；⑵对自己人生角色感到矛盾；⑶不能订立人生目标；⑷依靠情感关系或事业成就去肯定自己的身份。与此阶段有关的成人心理障碍：⑴需要不断地谈恋爱；⑵需要凭拥有的东西、认识多少人及工作成就去确定自己的人生地位。

理论的正确性主要建立在演绎推测的有效性上。斯金纳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先天的行为，一切都是强化的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给予食物强化的金属猴应该比不给予事物强化的绒布猴更具吸引力，然而，实验表明，受到惊吓的幼猴会选择绒布猴而非金属猴，因此，新行为主义的假设是错误的。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幼猴的反应由认知程序决定，处理被惊吓和感到饥饿的信息的程序不同，所以反应不同。人的身上同样存在类似的程序。不过，将人类的大脑比作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并不妥当，因为它的最主要功能是自我控制。根据控制论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人处理信息的神经系统分为密不可分的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信息加工方式，一部分负责行为控制和调节，即发动信息加工并使用加工信息的系统。其中后者集中体现了“自我”与“我”的关系。

动机、意志、情绪，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人的行为控制和调节系统。谈到控制和调节不能不理会“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潜意识”。根据“我与自我”的关系，我们有如下结论：意识就是自我意识，但却不见得是我的意识；“我”为了在社会上生存而不得不压抑的“意识”就是“潜意识”。这种定义与弗洛伊德的思想一脉相承，但也许更有效。如果我们不反省，如果我们不存在动机冲突，哪里还会有“潜意识”？我们形容一个人实在，浑朴，一根筋，说的就是这个人怎样想就怎样做，没有什么掩饰，也没有太多的内心挣扎，让人一眼就能看透。这样的人少得可怜。要能够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而不自觉，更要听从心中道德律的指令并坚决执行，“许三多”容易做吗？因此，“潜意识”几乎就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词（道德动机也属自利）。所谓开发潜能，就是赋予潜意识以合法地位，不再强行压抑，从而激发人的热情，释放因为动机冲突消耗的能量。NLP假设人的动机在潜意识层面都有积极意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我”与“自我”是一体的，动机冲突总是发生在没有办法判断利害进行取舍时。意志是动机的表现。情绪是沟通信息加工系统和行为控制调节系统的信息站和指挥室。动机和意志更接近“我”，而情绪则更接近“自我”。整体上看，人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自我控制的有机生命系统，意识的作用是维护平衡调节状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身心调节上过于偏重哪一方都不好，要懂得“中庸”之道。听从师、长教导克制本性用功读书的孩子若是智商高而情商低，一定是对“自我”始终强行压制，没有找到合适的疏通渠道。任性的孩子可能有大成就也可能没有，关键看能否在必要的时候实现自我控制。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我找不到被压抑的动机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想做的事情呢？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了解“需要”理论。关于需要的理论当中最经典的莫过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这里采用他的五个层次理论，即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第二步就是将阻碍我们行动的所有想法都列出来，归类到五个层次当中。想法意味着动机，而动机总是来自需要。完成前两步之后，办法自然会随之而来。《欲望之源》（【美】特里·伯纳姆、杰伊·费伦著）这本书里提供了许多鲜活的例子可资借鉴。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完成储蓄目标？松鼠都知道储蓄，我们难道更加短视吗？事实是，松鼠的储蓄是一种方式，熊海象的储蓄是另一种方式，我们人类更倾向于后者。我们喜欢实物甚于金钱，我们赚钱就是为了消费，为了占有物品，我们将消费当作储蓄。常塔克是一只猩猩，体重200多公斤，是理想体重的3倍，饲养员准备让它节食，它变得烦躁易怒，并且成功逃脱。如果不是一个食物桶诱惑了它，它有可能将守门员杀死。贪食和懒惰都是生物本能，想要减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运动：常塔克被放到一个宽阔的地方，在那里还居住着其他猩猩，于是它变得活跃起来，经常巡逻以捍卫自己的领地，于是，虽然它吃的和以前一样多，但是体重减掉一半。为什么人们对小概率事件热衷？为什么我们有时会不可救药地乐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地害怕？为什么我们会抑郁？……

事实很明显，当找不到“我”的动机时，一定是“自我”在操纵着。如果我们小时候没有满足“自我”的需要，它就会耿耿于怀，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也不肯善罢甘休。它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时时觊觎“我”的领地，而“我”对此向来无可奈何。听到批评时人的第一反应是不高兴甚至生气、愤怒，就是“自我”越权操纵了“我”的反应，但“我”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美国神经科学家约瑟夫·雷杜克斯（Joseph LeDoux）提出，恐惧情绪的存在可以让我们逃离危险或者僵在一处一动不动以免被看到，而这是由两种神经机制所导致的，一种“快而粗糙”，它经常给出错误的报警，另一种则是精确、迟钝。显然，“快而粗糙”的机制由“自我”控制。“自我”只看到了它自己，而“我”则看到了别人的“自我”，所以“我”懂得“我看到的相信的未必是别人看到的相信的”这个道理，所以“我”能够根据社会化的情境做出判断，而不是把决策权都交给“自我”。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给幼儿看漫画，漫画上有塞利和安两个木偶人，塞利将糖果放到枕头底下，然后出去了，安在一旁看到，悄悄取出糖果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塞利回来了，她认为糖果在哪里？4岁以下的小孩子认为塞利认为糖果在安那里，4岁以上的小孩子才能够明白塞利认为糖果在枕头底下，因为看到安取出糖果的不是塞利。小时候我们总是将自己认为的事情当作别人的看法，等到年龄稍长我们才终于明白，开始构建新的反应机制，这是人的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有时候矫枉过正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论语》当中的“小人”多数就是“自我”的代理，而“君子”则是社会化的“我”。试举几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第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第二）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第四）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第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第十六）如果别人冒犯了我们，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愠”。所以，“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所为。无知者无畏所谓小人是也，但若自以为知天命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畏葸不前也不算什么君子吧？

《论语》里君子、小人的划分并没有严密的逻辑。在《乡党第十》中孔子表现出了奢侈享受的人性：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齐，必有明衣，布。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讲饮食卫生习惯，喝酒不限量但以不醉酒闹事为限，这都是好的，但穿戴和待人接物上那么多排场又算什么？不是一种炫耀本能的展示吗？儒学其实就是讲如何做官。而做官又是为了什么？如孟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第十五）这是儒家思想潜在的核心价值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是对那些“无知”的“小人”而言。君子之利，多多益善矣。

行为规范空位，价值观多元化，其实不过是“自我”在与“我”的交锋中占据了上风。但如果抱怨小人当道，必然是酸葡萄心理作祟，我们身上何尝没有“小人”？“我”受到一个直接的“自我”的控制，但“我”同时还受到一个社会化了的“自我”的控制，“我”对抗“自我”时表现出来的理智不过是为那个更高的“自我”服务的工具。《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Matt Ridley著，刘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这本书揭示了“美德”的本质：自私的基因彼此妥协以获得共同进化而采取的策略。而“我”呢，自从出现的那一天（伴随自我意识的出现而出现）起始终都是制度的产物。逃避罪恶、避免做错事是全人类的共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都不例外，但引发人类产生罪恶感的原因却因文化不同而相异。（Jerome Kagan）对于人类来说，“最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犯罪，而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犯罪。”（James Q·Wilson）

经济学中所谓“亚当·斯密悖论”也源于“自我”与“我”的斗争与联合。人人皆自利，但人人皆为他人服务，市场经济于是形成，自利的人的自由竞争反而最能促进公众的福利，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阐述理论的核心思想。亚当·斯密不赞同老师哈奇逊的道德观，他认为，即便抱着自利的目的而采取行动，只要造福了公众便值得赞扬。《国富论》取得巨大成功并为亚当·斯密带来极大荣誉，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满足。早在《国富论》出版之前的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人类的道德本能，两本书中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思想，别人可能不在乎，但斯密却做了很多努力来使自利本能和道德本能和谐共存，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修改《道德情操论》，却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进入基因层次，自利本能与道德本能之间的裂缝便弥合了：自利本能来自个人的“自私的基因”，道德本能来自人类的“自私的基因”。斯密安心吧。

民国三大奇书之一的《厚黑学》中，厚黑教教主大宗师李宗吾指出儒家伦理其实是遵守类似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地缘血缘层级伦理，这与自私的基因互惠的利他理论是一致的。放在当代，李宗吾也可算作愤青，他揭示“厚黑”定律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既厚又黑，而是为了让那些厚黑家不能任意欺侮人。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知人之诡诈计谋怎能防之？李宗吾？李宗吾是谁？我怎么认识那个混蛋！——李宗吾教导说，厚黑的第一教义就是绝对不承认自己厚黑，若是有人提及，一定坚决彻底地予以否认：我怎么可能认识那个坏人呢？这就像某些宗教，搞完大屠杀之后依然能够发出来自天国的微笑，布道说：神爱世人，神说，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邻居家的孩子。这就像某些国家，一边高喊着自由一边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一边高喊着民主一边想尽一切办法愚弄民众。现实是污浊的，柏拉图理想国纯属子虚乌有。同样，“我”处于直接的“自我”与社会化“自我”的战争核心，不可能完整无缺纯洁无瑕。不必皈依宗教，亦可宽恕自己，只要我们能够将“我”从“自我”那里解救出来，既不要被直接的“自我”完全控制，也不要被社会化“自我”压迫。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应该懂得适可而止。“我”可以去批判，去反抗，但是绝对不能够否定自身。也许进化心理学是对的，自杀行为来自某种进化得到的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但我们不应就此认为自杀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无论如何，自杀是弱者的选择。如果有人告诉海明威说“自杀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恰恰相反，自杀是自由意志屈从身体本能的表现，是睾丸素的分泌使得某些人很早就非常优秀并且使得这些人在前景灰暗的时候产生自杀冲动”，海明威还会自杀吗？

在成长的早期，“我”与“自我”是一体的，世界是完整的，而“我”就是核心。随着年龄增长，那个社会化“自我”，或者弗洛伊德的“超我”开始压制存在于我们身上的“自我”，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根据不同文化进化得到的心理机制做出平衡两者力量的种种努力。自尊与自卑，自信与自我怀疑，自爱与自我压抑，渴望受人关注又不希望被误解，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两种“自我”留存在“我”的身上的心理机制。

我们将“自我”的本质定位为“力量”，那么，“我”的本质是什么？“自我”与“我”的关系是不是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关系？“我”与“自我意识”是什么关系？最后，我是谁？这些问题留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