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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层面而言，判断当事人是否需要对某个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依据，首先需要分析的是，造成这种损害后果的行为是否合法。

最简单地例子就是，死刑执行人，不需要为他的杀人行为承担责任。

涉警案件的话题，一向比较敏感，公众的意见分歧往往互相对立。

山西太原的王文军案，历时一年多，五度延期，昨日一审宣判。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文军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该案的案情细节，由于具备案发前后的视听材料，以及证人证言，客观事实极为清晰，争议的焦点，其实完全在于王文军的执法行为是否违法。

在本人看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王文军犯过失致人死亡罪，明显属于定性不当。

要理解“过失致人死亡罪”，可以举一个相对恰当的案例：

某人在公共场所追逐他人，不慎撞倒路人，导致路人死亡。毫无疑问，当事人即应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律责任。

现在，让我们把上述事例的当事人身份做一个置换：执法的警察在公共场所追逐犯罪嫌疑人，不慎撞倒路人，导致路人死亡。那么，该警察是否需要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律责任呢？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不需要。

但是，由于该警察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警察所属的公安机关，须对路人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回到王文军案，周秀云的死亡，根据法医鉴定，系“因钝性暴力致闭合性颈部损伤（颈椎骨折、颈椎间盘断裂、颈髓挫伤，通俗地说就是脖子被拧断了）”，而造成周秀云颈部损伤的，就是由于王文军在执法过程中为了摆脱、制服周秀云，实施了扭按周秀云头部的行为。

周秀云在案发现场当时的行为，明显属于阻扰、抗拒公安机关正常执法的违法行为，王文军的摆脱、制服周秀云的徒手动作，发生于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属于合法的行为。

问题在于，王文军是否需要对这个合法的制服违法嫌疑人的行为，承担后果。

太原市中级法院的判决认定：“王文军扭按周秀云头部的行为，制止措施明显不当，超出了合理限度”，本人认为，法院的这个认定理由显然是错误的，根据《规程》第二十条“公安民警徒手制止，应当以违法犯罪行为人停止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除非必要，应当避免直接击打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头部、裆部等致命部位。”

王文军在多次对周秀云阻扰执法的违法行为进行口头警告无效之后，采取徒手制服的措施，并未超越《规程》的范围。因此，王文军无需为这种合法的行为，承担任何后果。如同警察依法开枪，就无法要求警察只能射击非致命部位，不能击毙犯罪嫌疑人。

事实上，王文军扭按周秀云头部的行为，和其他制服动作的伤害程度相似，比如反关节，以身体按压，都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意外死亡。如果有人认为扭脖子“咔嚓”一声就能迅速致人死地，那是美国大片看多了。中外的警察部队的基本训练动作中，单手扭住反手，另一手横扭脖子的制服动作，其实是最为常见，也最为有效的制服动作。

因此，本人认为，王文军“扭按周秀云头部”的行为，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法院判决认定的“制止措施明显不当，超出了合理限度”，缺乏法律依据。

更何况，判决认定的这个“制止措施明显不当，超出了合理限度”，其实是在对警察执法行为作出模糊的量化判断标准，造成执法的警察无法准确量化判断“合理限度”的边界。换句话说，法律不能在赋予警察的执法动作权利的同时，又对该动作的力度、角度、轻重、速度等等，作出具体的量化。

在该案中，王文军在周秀云倒地后的二十多分钟，没有对失去知觉的周秀云进行认真负责的观察，以及将周秀云带回派出所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内，没有及时呼叫120进行救助，客观上未尽到法定的注意义务，未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王文军应该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在法律上，王文军的这种“未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的行为，显然属于“玩忽职守罪”的范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主体要件，是一般主体。而王文军“扭按周秀云头部”的行为，属于合法的执法行为范畴，属于职务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一般主体的法律责任，混同于职务行为的法律责任，明显属于人民法院在为职务行为人所属的行政机关推卸责任。

刑法将职务犯罪，划分为三大类：贪污贿赂犯罪（第八章共15条12个罪名）；渎职罪（第九章共23条34个罪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共7个罪名），没有“过失致人死亡罪”。

至于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文军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本人认为极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