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山塔林于达真诗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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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昌平银山塔林于达真于慎行朱维京 |
分类: 郊坰寻古 |
2023年11月,游京郊昌平银山塔林,偶见明代于达真行草书残碑三块,笔力遒劲洒脱,颇为好奇。初希图通过查阅史料,复原残碑,随着沉潜读书,转而钩沉于达真的生平事迹。最终搜得一鳞半爪,因獭祭成文,未得肖像,聊作剪影。作为读书心得,尽可能详细注明史料的出处和鉴别,读者可以只读正文略过尾注。全文超过万言,被迫分作两部分上传。
昌平银山塔林峰崖岧峣,林木清幽,更有十几座金元古塔矗立其间,洵为京郊揽胜访古的佳处。在主景区法华寺遗址,五座古塔间,梅花间竹般参差错落着六通古碑。其中大雄宝殿遗址前有明刘应节、杨兆的两通行书诗碑,前者只有上半部,后者相对完整(这两通碑将另文详述)。寺院遗址的东侧有一座铁笼,长约十几米,宽四五米,里面横七竖八地摊放着残碑和石件。其中就有刘应节诗碑的右下角,大小将近全碑的四分之一。与之并排的还有一块行书残碑,但质地及笔迹不同。上有“清波瑟好雨初〇”(按:缺字符号会被删除,用“〇”代替)、“〇如來頂上有毫”两行字,落款是“濟南于達真”。在其东侧不远,还有两块残碑,质地笔迹相近,从卷草纹边饰看,都是碑的右半部残件,一块较大,有“〇神刹相傳古〇”、“〇路天花零落”两行字;另一块较小,只有“題〇”、“皇家”两行4字,“題”字靠近边框且上方空白,应是标题首字。
这三块残碑是否属于同一通碑呢?


并排放置的两块残碑。左侧为刘应节《同杨中丞登银山铁壁》诗碑的右下角,右侧为于达真碑左半部残件。

清波瑟好雨初〇
〇如來頂上有毫
濟南于達真

〇神刹相傳古〇
〇路天花零落

題〇
皇家

明崇祯刻本《帝京景物略》卷8页22下有济南于廷真《银山》诗:
皇家封树郁苍苍,东北相传古道场。
青草深迷陵下路,天花散落佛前香。
闲泉绕涧东西听,熟马穿林蹊径详。
但见如镕银色聚,不知山霭塔毫光。
与残碑现存文字对比,有“皇家”等10字相同,此外,碑上的3个残字分别与“蒼”和“下”的下部、“道”的上部形似,更重要的是诗意吻合。推断二者可能是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而“于廷真”则是“于逹真”之误。
参照《帝京景物略》上的这首诗,结合现有残碑,推测原碑如下图示意。
衷心感谢榴馨客先生帮助绘图
图中“推测残碑1、2”上的文字照抄该书,全诗出现了两个“如”字(非叠字),这在近体诗是犯忌的,原碑未必如此。而“蹊径详”与“好雨初晴”语义不合,故不采用,代以缺字符号。行书“蒼蒼”末字通常代以叠字符号,而诗碑“蒼”字完整,所以其上两字可能与书上不同,也用缺字符号表示。另外,为了绘图简便,文字以楷书代替行书,边饰以回字纹代替了卷草纹。原碑每行因字大小及间距不同,字数不一定相等,为照应“现有残碑1、2、3”的断裂位置及字间的相互位置,调整了每行的字数。

衷心感谢榴馨客先生帮助绘图
似识浮云意,兼含大隐情。
一官贫自适,万事简相迎。
案牍朝多暇,园林春更明。
居然静者宅,恬泊复何营。
其二
退食散群吏,逃之众卉间。
登台看突兀,把酒听緜蛮。
河势中原拆,山形上党还。
可知如斗大,日日讼庭闲。
于慎行评价于达真“歌诗沉雄淡雅,即未至李公(按:指李攀龙),而能不失其法[32]。”诚为知音。
万历十年,于达真入为兵部员外郎[33]。十一年正月,皇帝谕内阁,闰二月要躬诣天寿山行春祭礼并择寿宫[34]。因事出仓猝,阁臣考虑到昌平陵寝所在,地隘差繁,接驾、防护、供亿诸事不容闪失,非干练长材不能办,而于达真能任繁剧,遂命为昌平兵备佥事[35]。任部曹未满一年,即出为方面官员,是当时官场不多见的。由本年(1583)至十三年(1585)的三年中,随着定陵的选址和兴工,銮驾四出昌平。每次都声势浩大,皇帝、后妃外,扈从人员多达几千人,而于达真应付裕如,安排妥帖,从官群臣即次如归。于慎行每次随驾,经过于达真官邸,二人“卮酒从容达夜,终不闻吏士前白事也[36]”,可见于达真之整暇。担任防护的京营、蓟镇、昌镇、保定、宣府的将士夹道为营,于达真所练骑兵武器精良军容严整,甲于诸营,他的才干赢得上下一致称赞。由于政绩突出,几年间又升参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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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唐鹤徵《皇明辅世编》卷6《杨襄毅博》:“庚戌,虏入蓟,薄都城,鸾(按:仇鸾)以勤王有宠,数毁博(按:杨博),上知其情,竟不能害。壬子,鸾殛死,博亦服除。明年,诏即其家拜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经略蓟保二镇。”其中“明年”即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周骏富辑:《明代人物传记丛刊》第29册,页029-547,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壬午、壬寅条,命兵部右侍郎杨博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边,同月,升左侍郎。卷395,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版,页6943、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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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关于由知县升刑部主事,有学者作“升刑部郎中”,两说孰是孰非,辩证如下。嘉靖以后,士大夫文字雅好古风,官名称谓亦多从古。汪道昆、张居正所撰吴维岳行状、墓志皆称由知县升刑部“尚书郎”,殷士儋所撰墓志称“刑部郎”。吴维岳诗集《天目山斋岁编》卷12《万冯二丈见过,因即席寄怀徐子弼二首(有引)》自称:“嘉靖庚子(按:二十二年,1540),万懋卿、徐子弼、冯汝言暨余俱长毗陵(按:常州府)诸邑。壬寅春,汝言遭谗左迁,最先离群。明年癸卯,余与懋卿同被征,命懋卿入南垣,余守尚书郎。”按《汉语大词典》,任尚书郎未满一年称“守尚书郎”。按《明史》卷189《李文祥、孙磐、胡爟等传》卷末赞曰:“胡爟以下率诸曹尚书郎,或冗散卑末”(页5028),逐一对照胡爟以下各传主官职可知,主事、员外郎、郎中统称“尚书郎”。[明]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8《茅邦献、吴峻伯》称吴维岳“嘉靖戊戌举进士,授江阴令转刑部主事”。该书最初刊刻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距吴维岳去世三十馀年,系当时人记当时事。此外,王世贞、汪道昆是王兆云的父执,对其多所推奖或提携,吴维岳于王世贞为前辈僚友,汪道昆则是其门生,作者确认吴的履历有便利条件。故所说有一定可信度。反之,如由知县升郎中,似乎升迁过快。况且,自嘉靖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居丧前,十年不升职,也有悖常理。综上,采“刑部主事”说。)
参见汪道昆:《太函集》卷41,《明故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霁寰先生吴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346册,页272~274;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10,《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制湖北川东提督军务霁寰吴公墓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5册,页集115-798~集115-800;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13,《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霁寰吴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346册,页5~7;吴维岳:《天目山斋岁编》卷12,《万冯二丈见过,因即席寄怀徐子弼二首(有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5册,页集105-203;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8,《茅邦献、吴峻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页史112-115;史小军、杨亚蒙:《吴维岳年谱简编》,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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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9,《诰赠中宪大夫顺德府知府李公合葬墓志铭》、《李恭人徐氏墓志铭》,页集115-766~集115-767、页集115-780~集115-781;卷10《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页集115-782~集115-784;《明史》卷287本传,页7377~7378;蒋鹏举:《李攀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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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李齐河相会参见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苏州卷》之《王世贞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页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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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于达真墓志铭》,页集147-594。
[33]《于达真墓志铭》,页集14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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