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明代公主墓葬大多集中在西部，东部除了2008年6月于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里河发现的宪宗第三女德清公主及驸马林岳合葬墓之外[87],尚未看到有关其它公主墓的记载。东郊老土先生通过对圆觉寺碑文的辨识，考证出在武基寺附近原来就有一座明代公主坟，这是一个具有一定价值的发现。

圆觉寺嘉靖四十五年（1566）石碑的碑阴刻有重庆公主府兑换圆觉寺香火地作为公主坟茔吉地的内容，时间是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与史料上的公主薨世时间刚好前后吻合。碑文如下（特使用繁体）：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內官監太監李興于宮內奏：“奉聖旨，重慶大長公主墳塋吉地壹段計壹頃玖拾畝，系圓覺寺供奉香火地土。今將本府田□北地五段通計三頃捌拾畝兌換與本寺應用。”奉聖旨：“知道了。”欽此。欽遵。欽差禦馬監太監韋同、錦衣衛指揮使周傳奉聖旨，欽此。欽遵。計開：

一段東西地，北至劉名，南至薛能，東至道路，西至本寺。

二段南北地，東至本寺，西至本寺，南至薛玉，北至本府。

三段東西地，東至本寺、薛玉，西至本府，北至劉名，南至道路。

四段東西地，東至道路，西至本府，南至本府，北至呂海。

五段南北地，東至本府，西至本寺，北至呂海，南至道路。

本府家人楊通、□英、頃頭張通、龐雄

本寺第八代住持淨□傳續，第十四代住持真學等重建

大明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季夏吉日立石[88] 

碑文中的“重庆大长公主”是英宗长女（一说为第二女）[89]，正统十一年（1446）生，母妃周氏，与宪宗同母。[90]因系孝宗的姑母，故称“大长公主”。[91]天顺五年（1461，辛巳），册封为重庆公主，下嫁驸马都尉周景。成化元年（1465），进封长公主。弘治元年（1488），加封大长公主。弘治十二年（1499）九月薨，年五十四。[92]

驸马周景字德彰，河南安阳县人。少年时“丰姿秀丽，励志向学”，随父亲周颙到山西做官，晋王听说他很优秀，打算将郡主许配给他，经父子坚决推辞，方才作罢。与重庆公主成婚后，周景“益好古博雅，用力于诗文”，尤其擅长书法。英宗对他非常宠爱，平时宴饮出游多由他随侍。宪宗嗣位，命周景掌管宗人府的事务。弘治八年十一月，周景去世，享年五十，孝宗依制赐祭葬。周景居官三十年，虽处富贵，但日常生活除诗书之外，别无所好，喜欢与士大夫交游，声誉很高。公主对待公婆非常孝敬，亲手为他们缝制衣服鞋子，拜谒皆持平民之礼。每逢周景早朝，公主一定要亲自起床照顾饮食。[93]《明史·公主传》称赞她：“主之贤，近世未有也。”

东郊老土先生指认的“驸马山子”（即重庆公主坟）大概位置的Google卫星图。从卫星图上测量重庆公主坟距武基寺东墙大约400米。图中公主坟下方的绿色矩形块现在是一个水塘。

按碑文所述，公主坟茔原为圆觉寺供奉香火地，应与圆觉寺毗邻。东郊老土先生根据上述碑文，联想到童年的经历，回忆说公主坟就在武基寺以东不远：

在武基寺东不到百米，紧临萧太后河，有一土丘。儿时玩伴们经常到土丘上疯跑。当地把这一土丘叫“驸马山子”，老人们只道土丘下埋着一位驸马和他的公主。并不知他们是哪个朝代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大搞平整土地，社员们挖出了这座砖彻的墓室。可惜此墓早已被盗，只出土了一块带字的石碑（可能是墓志铭）。由于当时得不到重视，此块墓志铭早已不知去向。[94]


由萧太后河河岸有一条小路通往水塘。摄于2013年3月23日。

按《明孝宗实录》，不晚于弘治十年（1497）十月，朝廷开始营建重庆公主坟茔，当时动用军士三千人，足见工程规模浩大。[95]

“驸马山子”（即重庆公主坟）大约就在照片中水塘后面那片房屋的位置。摄于2013年3月23日。

上述碑文的落款是“本寺第八代住持净□传续，第十四代住持真学等重建”，推断最初是由第八代住持净□于弘治年间立石，后由第十四代住持真学于嘉靖末年重立。从圆觉寺隆庆五年（1571）石碑碑文得知，这位真学堪称得道的高僧，曾与他的同伴明楷于嘉靖、隆庆年间经十年募造，为圆觉寺重新印造了大藏经。

大藏经又名“一切经”或“三藏经”，是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的佛教典籍总汇。释迦牟尼所讲的教法称为“经”，要求弟子们必须遵守的伦理条项及其它共同生活的规范称为“律”，学者弟子对上述“经”与“律”所作的说明解释和论述称为“论”。明代曾先后六次刊刻大藏经，其中由政府出资刊刻三种，分别为《洪武南藏》、《大明三藏圣教南藏》、《大明三藏圣教北藏》。[96]《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又称《永乐北藏》，简称《北藏》，为永乐十八年（1420，一说永乐十九年），成祖在北京编集、刊刻，至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刻成。英宗在《御制大藏经序》中称成祖“图荐考妣在天之福，于是博采竺乾之秘典，海藏之真诠，浩浩乎，穰穰乎，缮书刻梓，用广传施”。刻成之后，“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97]正统九年十月，朝廷“颁释道大藏经典于天下寺观”。[98]但是作为宫廷版本，《北藏》实际上只颁赐给那些名山大寺，如北京法海寺、大觉寺都曾发现有颁赐大藏经敕谕碑，博友双塔邨人先生在博客中对有关拓片和碑文进行过展示介绍，碑文为：

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法海禅寺（大觉寺碑此处为“大觉寺”，引者注）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禧，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

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99]

此外，相同内容的谕旨还发现于甘肃张掖大佛寺所藏的《北藏》中。[100]圆觉寺的隆庆五年（1571）石碑《圆觉寺印造大藏经碑记》中称：“正统初元，司礼监太监金公英奉敕建圆觉寺于都城东南，置大藏经于其中”，说明圆觉寺同样拥有获赐《北藏》的殊荣，也体现出了圆觉寺在当时全国佛寺中的地位。

现将碑文节选如下，特使用繁体：

圓覺寺印造大藏經碑記

正統初元，司禮監太監金公英奉敕建圓覺寺于都城東南，置大藏經於其中。迄今百有餘年，簡秩渙失，誦習無據。本寺住持真學患之，又自度其費巨而力不勝給，廼合其禪侶明楷矢心募造。凡有得，輒記之，微細不私，勤力刻意，浸漸積累十年之久，竟如其志。即裝成經、律、論總計六百三十八函，又延請僧眾閱誦焚修。乃謀曰：“吾儕披緇艾，茹蒿芹，背笈篚，挾江(沂)[泝]河，懇懇數載，不自意成就如此。不可使泯泯無聲畀來人，曷相與□文字，買石刻之，以垂永久可乎？”咸曰然。乃推其御馬監太監楊公朝用請記扵予，蓋楊公為眾善首倡者也。

……

隆慶五年嵗次辛未正月吉旦立石[101]

如前所述，刊印大藏经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朝廷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才优势，刊印《北藏》尚需二十余年，而圆觉寺的真学、明楷两位僧人依靠募化，锱铢积累，历十年而功成，的确令人肃然起敬。其间为此“披缁艾，茹蒿芹，背笈篚，挟江溯河”，历尽艰辛，展现出极高的精神境界。对于大藏经，真学、明楷除身体力行，潜心研修之外，还广为宣讲，诲人不倦，碑文中叙述称赞他们“观经得般若之义，读论悦□观之理，昼夜□习，修身□之。有来求者，则为讲说。从而化者，皆知佛之为大，法之为广，导善补化，谅非浅鲜，其志行诚可嘉矣”。

印造大藏经是圆觉寺历史上的壮举。能够独立刊印大藏经，莫说一般佛寺，即使在名山大寺之中也是较为少见的。另外，碑文中还提到了首倡捐资的御马监太监杨朝用，想必捐资者中宦官当不在少数，联想前述建寺的金英，两相印证，进一步说明有明一代，宦官堪称佛教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