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觉寺自明朝正统二年（1437）建成，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座建筑遗存关帝殿拆除，前后经历了530余年。其间，分别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由僧如量、清嘉庆六年（1801）由僧真如两次重修，这在嘉庆六年的碑文《重修圆觉寺千佛殿记》里有明确的记载（为与原拓片文字对应，特使用繁体）：

葢闻：以五陰剝一陽，剝盡則復；[102]以五陽夬一陰，夬盡則姤。[103]此雖天道之循環，而挽而囬之，則不能不藉夫人力。如圓覺寺，京門之勝境也，越自明正統二年，太監金英建立以來，歴傳至今，其殿宇之傾頹，門□之零落，盖有不可勝言者。鳥啄風□，不驚簷前之雀；塵埋粉壁，空餘騷人之章。鼎彝與煙霞而俱古，鐘聲隨皓月而生寒。鬼磷螢火，炫轉空庭；斷梗飛蓬，迷離荒砌。環而觀之，合一寺之前後左右，固有莫不然者。雖最後一層千佛殿五間、韋馱殿一間、東西配殿六間、內山門一座于萬（歴）[曆][104]四十八年如量師重脩一次，然至今已百有餘年矣。

雨濕幢幡，簷前無不裂之瓦；風滅神燭，四壁多不完之牆。大勢雖差，勝於□面，而規格已迥異於從前。粤自真如師主持寺事，撫蒼涼之舊跡，痛前模之幾冺。雖發優填波匿之思，[105]常切熱頂燃身之願。[106]第須達多不作，誰布盈地之金；[107]梁武帝已亡，渠输三贖之璧。[108]當此時，而欲一概重脩，審己量力，度必不能，故仍於千佛等殿如量師當日之所重脩者，依其舊制，換其新規，復重脩焉。未經一載，工程告竣，是雖助善人捐資之所共致，而要非真如師之所區畫則不能也。……

大清嘉慶六年歲次辛酉四月吉旦住持僧萬瑞謹立[109]

 碑文生动描绘了一幅凋残的景象：“鸟啄风□，不惊檐前之雀；尘埋粉壁，空余骚人之章”。“鬼磷萤火，炫转空庭；断梗飞蓬，迷离荒砌”。就像玉树临风的富家公子一朝沦落为衣衫褴褛的乞丐，圆觉寺到了嘉庆年间，已经从最初规模宏丽的“京门胜境”衰败为“檐前无不裂之瓦”、“四壁多不完之墙”的荒寺了。规格也“迥异于从前”，“千佛殿”、“韦驮殿”尚可对应于金英《圆觉禅寺新建记》中的“如来殿”、“天王殿”，而其它如“山门”、“钟鼓楼”和“圆觉殿”则没有再被提及。

颇为巧合的是，从圆觉寺两次重修的时间看，自创建开始刚好每隔180余年修葺一次。如果按照这一规律，1981年距嘉庆六年（1801）恰为180年，然而其时古刹已无尺椽片瓦，早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多年了。

客观地说，武基寺（即圆觉寺）的消失不能完全归咎于解放初期对古建的移作他用和“文革”的破坏。其实早在民国初年，武基寺就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了。

清光绪年间，武基寺有洪祥、浚祥两位僧人，传承法脉属曹洞宗。清末民初，两人陆续收徒，师兄洪祥收徒菓缘，师弟浚祥先后有蕙源、芳源、莲源、茯源四位徒弟。[110]菓缘大约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俗姓甄，通州（今北京通州）人。七岁出家，民国三年（1914）在北京柏林寺受戒，民国十五年（1926）在浚祥之后继任住持。芳源，大兴县（今北京大兴）人，大约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或二十六年（1900），十一岁在武基寺出家，十六岁在柏林寺受戒。按菓缘的说法，民国九年（1920）芳源“因不守清规”，被浚祥“驱逐出庙”。蕙源、茯源亦声称芳源民国十七年（1928）曾娶妻生子。而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7月14日佛教会的调查报告，芳源在民国八、九年间是出外参学，先后在大连松山寺和天津大悲院任住持，并无娶妻破戒之事。同芳源一样，师兄弟中的其他三人亦先后出外参学，每年回寺祭祀祖庭一次。

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平市政府寺庙登记，武基寺《寺庙概况登记表》。

在1928年北平特别市市政府寺庙登记上，记载武基寺面积“南至北十五丈，东至西二十三丈四分。殿房共三十三间，附属土地面积六亩。庙内法物有木胎佛四百三十尊，泥神像三十尊……”。[111]在1936年北平市政府寺庙登记上，武基寺“不动产：房屋间数三十三间，土地亩数六亩四分、坟地六亩。法物：佛、神像三十四位，又木像四百卅二尊，礼、法器三十八件，石碑五座。” 此外记载“住持僧：果缘，僧人数：一人。”说明此时除菓缘外，其他僧人均不在寺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大悲院毁于战火，后经各界捐款重修，芳源即将住持交由法弟接任后返回北平，但没有回到武基寺，而是在附近村子里的俗家居住。可能也与战乱有关，次年先是茯源回寺常住，其后蕙源也于1944年9月返回了祖庭。菓缘起初并未对茯源、蕙源二人供给生活，这无疑会引起师弟们的不满。而芳源蓄意伺机争夺庙产，遂与蕙源结成了同盟，开始与菓缘长达三年的互控争讼。1944年10月，芳源首先在伪北京地方检察署控告菓缘盗卖寺内佛像、古瓷，拆卖房屋木材石料，侵占地亩，但因证据不足，检方未予起诉。

民国三十一年（1942）版《袖珍北京分区详图》“北京四郊全图”局部。安崇礼、邵越崇编绘，亚洲舆地学社出版。图中的河流即萧太后河，上游标作“十里河”，按照图例，当时是一条“旱河”。

1945年1月，芳源又在伪社会局连续呈控菓缘，要求撤革菓缘住持。根据随后伪社会局、伪佛教会对当事双方的讯问和调查结果，可以认定菓缘对上述指控难脱干系。首先，作为住持，菓缘在1936年的寺庙登记“不动产”一项内，除寺庙本身占地之外，只登记了“坟地六亩”，但在1945年2月他在接受社会局讯问时又称“现有（田产）二十余亩”，而蕙源、茯源的口供确是“五六十亩”，菓缘瞒报庙产的目的不言而喻。其次，原登记中的木佛像432尊，据芳源的描述，皆为楠木贴金，其中有原供于千佛殿的佛像430尊，后殿僧舍内的菩萨坐像两尊。还是在这次讯问中，菓缘改称“原有四十尊，民国三十年（1941）遗失三十二尊，尚有8尊”。前后9年，竟少了400多尊，而且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三，包括古瓷在内的其它物品，茯源称在他受戒时（1929年前后）尚存，但几年前他从外地返回时就已经没有了，当时也未敢过问。

原来，菓缘染有鸦片嗜好，平时并不在寺内常住，而是住在朝阳门外的俗家。地亩分散给村人耕种，寺内仅有一名伙计看管，寺中事务俱格废弛。1945年5月1日伪社会局工作人员陶克敏奉派到武基寺调查，他在随后的报告中称：“该庙残破不堪，房墙坍塌，窗壁皆无。大殿内佛像毫无，配殿残余泥像亦东倒西歪，庙内家具均无存。”8月24日，社会局终于撤革菓缘，经贤良寺住持圣泉等担保，批准由芳源暂代住持6个月。

10月3日，武基寺代理住持芳源上呈社会局的庙产造册详尽记录了武基寺当时的殿堂状况：
庙内原有佛殿东西院。东院关帝殿三间，瓦房破烂不堪。殿内（佛）[神]像均属泥塑，（座）[坐]像关帝一尊，站像周仓、关平、黄忠、魏延四尊，马像及马童各一位。门窗残破，殿内木桌一张，破木香炉一个，其余供器皆无。又，西院正殿千佛殿瓦房五间，殿内佛像、佛龛、供器皆无，殿宇门窗残破不堪。又，东西配殿各三间。计西殿三间，有娘娘像三尊，泥塑。东殿三间，有药王像三尊，门窗供器皆无。又，韦陀殿一间，韦陀佛像一尊，供器、门窗无存，殿宇破烂不堪。又，后院瓦房北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又，书房“诵经处”三间。计北房内供有菩萨像三尊……。

后列动产和不动产详单列出了上述殿堂的具体位置：
东院关帝殿北瓦房三间（破烂，门窗不全）
西院韦陀殿南瓦房一间（同上）
娘娘殿东瓦房三间（同上）
药王殿西瓦房三间（同上）（引者注：此处娘娘殿、药王殿的方位与上述“庙产造册”所述相反，原文如此）
千佛殿北瓦房五间（同上）
后院僧人住房共计北房、东西房共十一间（同上）
前院北瓦房三间（同上）

由上述记录可以看出，此时西院第一进院除北房三间外，没有其它建筑，圆觉寺最初的山门、钟楼、鼓楼已经消失了。东院则只剩下了关帝殿。

12月，芳源代理住持即将到期，意在谋求实任，而菓缘则希图卷土重来，于是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先是老君堂村一六一保保长甄士顺联合周边各村保甲长及广渠门内夕照寺的秀泉等诸山住持，呈请社会局撤销芳源的暂代住持，联保菓缘复为住持。接着，原来担保芳源的圣泉等僧人向社会局申请撤保。两项发难不难看出菓缘幕后操纵的影子，社会局训令佛教会对菓缘、芳源进行调处。

1946年4月1日第一次调处，芳源提出失单一件，其中包括菓缘任住持期间经手处分的武基寺香火地四段，共计二十八亩三分，除典卖之外，内有业已卖绝的两块合计四亩三分，其它还有佛像、瓷器、木器、柱顶石、车棚、碾棚、碾磨和扇车子等物。经调处讯问，菓缘对失单所列一一承认。芳源坚持对方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和佛像等物品恢复原状，便将住持交由菓缘充任。而菓缘要求先任住持，再行复产。二人遂争执不休，无法达成谅解，致使调处无效。4月6日，作为对甄士顺等联保菓缘的反击，蕙源联合东郊三界伏魔庵的妙祥等诸山住持呈请社会局由芳源实任住持。4月11日第二次调处，佛教会提议由菓缘、芳源轮流担任住持，二人均不接受，调处再度失败。社会局遂训令佛教会另选妥当僧人接充住持。

芳源提出的失单。

在公选住持之前，双方又针锋相对，互相攻击。5月1日，芳源、蕙源联名上呈社会局，以菓缘盗卖庙产请求依法检举，函送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法办，并出具前述失单和菓缘卖地字据抄件一份。“来而不往非礼也”，6月6日，作为回应，广渠门内天龙寺的宝尘等诸山住持呈请社会局恢复菓缘住持，并附保结、菓缘悔过书和甄士顺等地方保甲士绅推荐书。社会局对双方诉求均予驳回，申明“该寺住持已饬佛教会召集同宗依法公选”，要求“静听解决勿渎”。

10月19日，佛教会由僧人纯山主持召集菓缘、芳源和蕙源，提出或者双方和解，或者由远在外地的莲源充任住持。芳源二人忖度莲源暗弱，日后难免成为菓缘的傀儡而拒绝承认。经纯山告诫，如不同意可能会由第三方接管庙产，二人才被迫签字，但又旋即反悔。21日，二人上书社会局声明不认可强迫指派住持，并控告纯山变相蒙蔽。社会局接到控告后传讯双方，以莲源当时并未到场，其资历如何以及是否愿意接任均为未知，令纯山查明呈候核办。之后，芳源又对菓缘连施打击。11月18日，经芳源告发，菓缘因吸食鸦片罪被法院收押。12月17日，在芳源控告下，菓缘终因盗卖寺内香火地、柱顶石，及在香火地内葬埋父母侵占庙产等嫌疑被北平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菓缘在被关押两个多月后取保回寺，1947年4月1日，芳源又上呈民政局控告菓缘搅扰庙务，要求予以制止究办。菓缘马上还以颜色，4月9日到北平市公安局郊三分局告发芳源、蕙源吸毒。因师兄弟三人为庙务纠纷互控多年，且菓缘有吸毒前科，遂被一同函送北郊烟民调验所进行化验，结果菓缘没有烟瘾，当即取保候审，芳源、蕙源均有烟瘾，被解送北平警备司令部讯办。随后民政局令第15区公所对上述案情进行调查，经两次调查后，区公所报告称：“现该庙以僧人芳源与菓缘争产缠讼多年，残破不堪，无人整修，现尚有耕地三十六亩。至该芳源与菓缘过去均行吸食鸦片，近又以烟案互控，由警察分局转送总局法办。复据该保保甲等声称，芳源与菓缘均非良善僧人，其所争执纯以霸卖不均，并非为整顿寺庙。”

6月19日，民政局令北平佛教会另选住持。在武基寺师兄弟五人中，菓缘、芳源和蕙源因负案、吸毒当然被摒除在外，而在莲源、茯源之间，前者为师兄，且“人颇老成，事务亦甚通达”，遂于11月3日被选为住持并由民政局批准。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庙产争夺方告尘埃落定，武基寺实际由菓缘幕后掌控，所以他成了最终的赢家。[112]

菓缘、芳源吸食鸦片，玷污清规，又为争夺庙产缠讼不休，亵渎戒律。明清之际的文人龚鼎孳曾在《重修善应禅寺永为十方常住碑记》中说：“余尝阅释氏之书，知一切丛林兴于公而废于私，成于贤者而败于不肖，盛于十方同聚而衰于眷属纷争。”[113]龚氏这段话恰好可以作为武基寺在民国年间迅速衰败的总结。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现在电源厂这座院落已经变更为北京市东风电池厂，但人们仍然习惯于称它为“鞋底儿厂”。关于“鞋底儿”，这里还要稍加解释。民国年间，皮鞋还是少数人穿着的奢侈品，普通百姓对布鞋的需求量更大。制鞋行业由于其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工序繁多而且复杂，鞋底的制作是其中一个专门的行当，生产鞋底的作坊叫做“打袼褙局子”和“做布底局子”。[114]据东郊老土先生和他的朋友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武基寺周边的乡民租用寺内的房屋，开设了几家鞋底作坊。按北京地方志书的记载，实际上这是解放初期政府为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鼓励支持发展农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举措。[115]与此同时，政府又把城里分散的鞋帽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组织，并给予一定资金上的支持。在政府的扶植下，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承担了大批的军鞋制作，这些合作组织自身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55年，制鞋行业成立了袼褙社，1956年政府又对鞋帽行业进行了合作化改造。[116]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城里的一些打袼褙、做鞋底的合作社集中迁到武基寺，又兼并了寺内当地农民的作坊，先成立了“鞋底站”，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鞋底厂。

菓缘晚年栖身的关帝庙就在老君堂村老街的中段，原庙早已拆除，这是东郊老土先生指认的旧址所在。摄于2011年12月31日。

武基寺被鞋底厂占用之后，宗教活动中止，原有僧人被遣散安置。菓缘去了寺南面的老君堂村，据东郊老土先生回忆，“当地都叫他为‘大和尚’。村中有座关帝庙，大和尚在关帝庙开了个小舖。卖些烟酒糖一类的简单百货，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和尚菓缘死於三年困难时期。”东郊老土先生说，村里还有一位“三和尚”，平时常跟菓缘在一起。按年龄，芳源在师兄弟中行三，但我猜想“三和尚”更像是莲源，理由是因上述庙产缠讼，芳源、蕙源都与菓缘有着很深的积怨，避之唯恐不及，不会密切交往。离开武基寺后，芳源最有可能回到他的俗家，那个村子就在武基寺的东南不远。另外，据说大武基村曾有一位“八和尚”（音），原来也是武基寺的僧人，但菓缘师兄弟只有五人，猜想莫非这位僧人俗姓“巴”，“八和尚”实为“巴和尚”也未可知。前不久，遇到一位原来电源厂的职工，他说听老工人讲，厂里原来供养着一位武基寺的僧人，就住在厂外的平房，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自缢而死。这位僧人会是师兄弟中最年轻的茯源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本想找一位鞋底厂的老人，了解一下那一时期的武基寺，但由于年代久远，当初的干部职工，就是最年轻的如今也已过古稀之年，即便找到，由于年事已高，记忆和思维是否清晰也是个问题。于是退而求其次，采访了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先生，他的母亲曾是鞋底厂的工人，前几年已经作古。这位先生还记得六十年代初武基寺还存有红色的院墙，并且院墙很高，虽然他偶尔有事到厂里找母亲，但对寺内的建筑已经记不清了。他还记得工人们为了贴补家用，有时工余将作为原料的旧衣服领回家，拆成铺衬[117]，第二天拿回厂里打袼褙，打好的袼褙再用不同规格的钺刀[1118]裁剪成各种尺码的鞋底，他母亲的一位同事还出过工伤，不慎被钺刀冲下了手指，落下了终身残疾。

后来，随着鞋底厂的不断扩大，武基寺的庙房被拆除殆尽。七十年代，电池厂拆除了武基寺最后一座建筑遗存关帝殿。至此，这座曾经显赫一时的明代古刹终于走完了它从辉煌到衰败再到消失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