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四年，张辅率大军进入安南。永乐六年六月班师回京，向成祖献上安南地图。七月，叙功进封英国公。随后他又分别于七年、九年和十三年三至交阯，十四年离任镇守交阯总兵官。《明史》本传评价他“前后建置郡邑及增设驿传递运，规画甚备”。前三次受命履职张辅推翻胡季犛，生擒简定王，平定陈季扩，厥功至伟，但杀人也很多。《明史》本传述及永乐五年三月对胡军咸子关一战时称“馘斩数万，江水为赤”。陈重金《越南通史》称张辅永乐七年十一月生擒简定王获胜以后，“所至之处杀戮军民，多行骇人听闻的残暴之事，如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人肉取膏。”看了让人不寒而栗，这可能也是《张辅传》称“交人所畏惟辅”的一个原因[52]。

这里要说的是，当永乐四年十二月张辅领军攻陷安南东都后，除了掳掠女子玉帛之外，还将一批安南秀美童男阉割后驿送南京，本文的主人公金英有可能就在其中。关于这批安南童男，在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里留有蛛丝马迹： “明人入东都，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召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53]而在《明史•宦官一•范弘传》中也被间接提及，两者可以相互印证：“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又说范弘“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54]这后一句话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少年金英的影子。

金英晚年在南京去世，葬在了南郊英台寺山。1953年12月，当时的华东文物工作队对墓址进行了清理挖掘。此前墓已遭到破坏，并早已被盗。此次清理挖掘除部分残存的殉葬品外，还发现了墓志和地券，墓志《明故司礼监太监金公墓志铭》磨泐不清，未知何人所撰，但有“命往南京安处，以就悠闲……”等语，幸地券可读，为金英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兹抄录地券全文如下，特使用繁体：
維
大明景泰七年歲次丙子十月丁酉朔，越二十五日辛酉，大吉宜良。貫隸應天府上元縣十三坊鐵獅子衙官舍，居住祭主孝男金福滿洎家眷等，伏緣故太監金英神主存日，陽年六十三歲。原命甲戌相，八月十二日吉時受生，大限於景泰七年六月初一日申時分壽終。自從傾逝，未卜營墳，夙夜憂思，未遑所厝，遂憑術者擇此高原，龜筮協從相地，得吉地屬應天府江甯縣安德鄉英台寺山之畔，作酉辛山卯乙向，堪為宅兆。謹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兼備綵幣，買地一方，東西一百二十步，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止朱鳳，北止玄武。內方勾陳，分掌四域。丘丞墓伯，謹肅界畔，道路將軍，齊整阡陌。令具牲牢醴齋，共為信契，財地交相，各己分付。令工匠修塋安厝，已後永保安吉。
知見人歲月，主代保人。令日直符，故無邪精，不得忏恡。先有居者，永避萬里。若違此約，地府主吏，自當其祹。助葬主內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券付亡過太監金英神魂收執。承為照證[55]。

地券又称“买地券”、“冥契”或“幽契”，是具有鲜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随葬文字材料，明清时一般像墓志一样镌刻在石上，主要内容是声明为死者买阴间宅地一处，要求幽冥各级官吏见此凭据，善待死者灵魂。如上引地券中就有表达这方面意思的句子：“丘丞墓伯，謹肃界畔，道路將軍，齐整阡陌。令具牲牢醴斋，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各已分付。令工匠修茔安厝，已后永保安吉。”按地券所记，金英生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八月十二日，卒于景泰七年（1456，丙子）六月初一日。据此推断，假定金英永乐四年（1406）年底或五年（1407）来华的话，当时只有十二、三岁。

圆觉寺（武基寺）为什么建在了北京东南郊的武基？而没有像其他明代大铛捐资的寺庙那样建在北京的西山或内城等其它地方？前述正统四年的石碑碑文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本文《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关圆觉寺 (即武基寺)的石刻拓片表》中序号2《圆觉寺碑》的碑阴——成化五年所刻的碑文叙述更加详细，碑文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记载仁宗赐予金英田庄资财的过程，下半部分是寺产四至，请看上半部分碑文，抄录碑文特使用繁体：

（二）<圆觉寺碑>[56]
碑阴（上半部分）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司禮監右監（承）[丞]金英扵萬壽宮欽奉聖旨：“犯人張定名下房屋、田产、樹株都與你。”欽此。又，該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扵西角門覆奏，聖旨：“是，都與他。”欽此。
洪熙元年二月內，司禮監右監（承）[丞]奏：“奉聖旨，發交阯充軍犯人張定名下人口家財，他女婿田狗兒人口田地等項都與你。”欽此。
成化五年四月初八日，第七代住持際弘立石[57]。

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驾崩，当年十二月时仁宗已经即位，但尚未改元。由于石碑为圆觉寺住持所立，碑文还同时包括地产四至的内容，说明圆觉寺包括田产、树株在内的寺产原来就是碑文中所记的张定和或他的女婿田狗儿的。原来，张定因罪发配交阯充军，家人也受到了株连，仁宗口谕将张定翁婿名下的庄田财产赐予了金英。金英此时31岁，已经是司礼监右监丞，司礼监居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右监丞位于太监、左右少监之下，为正五品官职[58]。碑文除了交待了寺产源流之外，也说明了仁宗对金英的宠幸和他当时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权势和地位。

碑阴下半部分碑文为圆觉寺地产四至的记载，现附录如下，特使用繁体：

本寺基址田土树株四至五段之記
建寺基址兼周圍樹株田土縂一段五頃三十畝。
東至路，南至河，西至官道，北至道。
大官道北地三段，共八十二畝：
東一段南北鎮地四十畝。東至錢永起，西至石福海，西至，南至官道，北至錢廣。
中間一段南北鎮地三十畝。東至石福海，西至石福，南至官道，北至。
西一段東西鎮地一十二畝。東至韓福智，西至，南至官道，北至石福、韓福。
地一段南北鎮地六十畝。東至屈能，西至嚴，南至，北至。
本山僧數共計貳佰壹拾名。

在上述碑文中，圆觉寺总计占地672亩（1顷为100亩，五顷三十亩=530亩，530+82+60=672亩）实属可观。其中提到的道路、人名皆不可考，但其中“本寺基址”的“南至河”的“河”无疑指的就是萧太后河。

明朝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作为一位当过数年僧人的皇帝，不仅对佛教具有割舍不断的情愫，而且深明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因此在位期间提倡和保护佛教；同时出于对历代尤其是元代兴衰经验教训的了解，和对元末佛教内部混乱情况的洞悉，又清醒认识到必须对佛教加以整顿和限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法令，再经永乐年间补充和完善，从而形成了以整顿、限制为主，又加保护和提倡的佛教政策[59]。在这些制度中包括了度牒制度。度牒是封建国家颁发给依法得到公度的为僧、道者的凭证，是封建王朝管理宗教、限制出家人数的重要手段。洪武年间确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牒，并且对请度者严加考试，只有考试合格、精通经典者才能出家为僧为道。永乐十六年（1418）将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度，并限定各地僧、道总额，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其后，各朝多能遵循和重申明初的度牒制度，并加以调整，限制出家人数[60]。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驾崩，遗诏国家重务禀告皇太后张氏[61]。随后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当时只有9岁。明年（1436）改元正统，尊张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孙氏为皇太后[62]。正统初年，英宗冲龄践祚，军国大政向太皇太后张氏禀告陈述，张氏则信任倚重时称“三杨”的老臣杨士奇、杨荣和杨溥，遇事遣宦官前往内阁咨询三人，然后决断。“三杨”亦颇为自信，刚直为官，秉公办事，因使朝政清明[63]。在这一时期，朝廷的佛教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三杨”辅政，继承了明初以来的整顿和限制佛教的政策，如禁止私度僧、道，重申依额开度，禁止私创佛教寺院等。另一方面，由于主政的太皇太后张氏佞佛，孙太后亦崇信佛教，因此保护和提倡佛教的政策一度占了上风，如无视度牒制度而随意度僧。按照永乐十六年的规定，五年一度，限制府、州、县僧、道总额，则全国僧、道总额各不过三万七千人。而正统七年十二月以前，英宗几乎连年度僧、道，共发给度牒三万四千三百二十余名。其中大部分是僧人，显然各州县已严重超额，以致“黄冠缁衣布满街市，自来僧、道之多，无逾于此。”[64]

圆觉寺建于正统初年，在现存的碑文拓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佛教政策的端倪。上述序号2《圆觉寺碑》的碑阳所刻为金英向英宗说明建寺原委，并乞求敕赐寺额和为僧人特恩发放度牒，以及英宗谕旨的碑文，抄录碑文特使用繁体：

<圆觉寺碑>（阳）

司禮監太監臣金英謹題，為報恩事。臣本草茅微賤，荷蒙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宣宗皇帝撫養長成，授以官職，莫能補報，拳切扵心。茲又蒙今上皇帝、太皇太后娘娘、皇太后娘娘聖德深恩，益加信任，自愧菲陋，效報無由。今將朝廷原賜武基莊田房舍樹株內舊有廢壞古刹道場臣發心重建。就將原賜田土、樹株布施本寺常住收用，以供齋糧，併欲請僧內朝夕諷誦經文，祝延聖壽，及答報三聖在天之靈，以表臣涓埃之報。切緣本寺僧人數少，今行童住住持等僧等徒弟若干，未給度牒。伏望聖恩憐憫，乞賜寺額及敕諭護持，並給與各僧度牒，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謹題，伏候敕旨。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正統二年正月日抄白行在禮部為寺額事。正統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早，該內官范弘傳內官金英請寺名。奉聖旨：“着做圓覺禪寺。”欽此。

其中除与序号1《圆觉寺碑》碑文重复的表达报恩的内容之外，特意提到了报答太皇太后（张氏）和皇太后（孙氏）的深恩圣德，其时英宗年幼，金英建寺之举实际主要是向主政的张太后表态效忠，希图获取宠信以巩固自身地位。另外，碑文中出现了“武基”，说明这个地名历史悠久，至少在明朝初年就已经存在了。金英特意强调了圆觉寺是对庄田内“废坏古刹道场”的“重建”，以区别于新建，意在规避禁止私创佛教寺院的朝廷规定。同时民间传说武基寺为“萧太后用胭脂粉钱所建”，亦即该寺的历史有可能更早，看来并非无稽之谈。按金英陈述，圆觉寺原有“僧人数少”，因此接纳了若干行童和僧人加以充实（而他们很可能多数没有度牒），希望给予他们度牒，显系请求特恩度僧，从而违背了考试度僧制度。从英宗“是，該衙門知道”的圣旨里，可以看出已经恩准并指示行在礼部办理了。在该碑碑阴成化五年（1469）的寺产四至记载的最后，提到了“本山僧数共計贰佰壹拾名”，据此推算本次度僧人数当与此数接近，也间接说明了圆觉寺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寺。最后，为了获得敕谕护持，金英还向英宗乞赐寺额，而为其上达天听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另一位安南籍宦官范弘，英宗应允，并降旨“着做圆觉禅寺”，故武基寺的正式名称应为“敕赐圆觉禅寺”。

                                                                                                   注释：

[52] 《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张辅传》，第14册，页4223、4221。陈重金：《越南通史》，页141。
[53] 《大越史记全书》卷八，上册，页490。
[54]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第26册，页7771。
[55]  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南郊英台寺山明金英墓清理记》，原载《文物参考资料》月刊，1954年第12期，页64-70。
[56]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页73-74。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57]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页74。
[58]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宦官》，第6册，页1818。
[59]  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页2。
[60]  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页8-9。
[61] 《明史》，卷九，《宣宗本纪》，第1册，页125。
[62] 《明史》，卷十，《英宗前纪》，第1册，页127。
[63]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杨士奇传》，第14册，页4137。
[64]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页17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