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8年丹麦贵族阿列斐伯爵受王国委派携眷来到北京，在俄国公使馆担任秘书，独立处理有关丹麦的事务，成为丹麦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交官。1912年，丹麦公使馆在北京建立，阿列斐伯爵成为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直到1935年公使馆迁往上海，北京先后共有过4位丹麦驻华公使；从史家胡同到大阮府,再到同福夹道，最终到东交民巷，公使馆也在北京的胡同中画出一道曲折跳跃的轨迹，像一片涟漪泛过北京的历史长河，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由于美丽动人的安徒生童话，我们对丹麦这个国家并不陌生。中丹两国的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的岁尾，丹麦商船“福尔图那” (Fortuna) 号离开哥本哈根驶向中国，经过长达两年的航行，1676年底到达我国福建省的福州，开创了两国长达300多年友好交往的先河。[1]2000年是丹麦王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50周年，北欧亚洲研究所（NIAS）出版了丹麦驻华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1995-2001年在任）中英文本的著作《和平与友谊：丹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674-2000》（Peace and Friendship: Danmark’s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674－2000），作者根据中丹两国大量的历史档案，以洗练的笔触，简要回顾了丹麦对华关系的发展历程，叙述了两国交往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着重介绍了丹麦在中国的领事及外交存在的历史沿革。

自1875年开始，经清朝政府同意，由俄国在北京的公使馆和在各通商口岸的领事馆代理丹麦在华的外交和领事事务。[2]这多少有些源于丹麦、俄国两国王室间的联姻，即此前（1866年）丹麦公主嫁给了俄国的王储—－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登基)，从而使两国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3]1908年，为了确保丹麦在国外的经济利益与外交和领事存在之间有机的联系，丹麦议会决定委派一位外交官到北京的俄国公使馆担任秘书，这样即可以保证在中国有自己的外交代表，又不致失去有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作为代理的诸多益处。于是35岁的丹麦贵族阿列斐伯爵（Count Preben Ferdinand  Ahlefeldt-Laurvig）携他的俄国妻子和两个孩子于当年7月来到北京，9月20日光绪皇帝在皇宫接见了他。[4]阿列斐在之后写给丹麦外交部的报告中形容光绪皇帝身体非常虚弱，神智也有些不清。几周之后的11月14日皇帝驾崩，阿列斐成为光绪皇帝生前接见的最后几位外国使节之一。[5]

为了增强丹麦与中国间总体的商务关系，1911年丹麦议会通过了在北京建立公使馆的议案。[6]1912年4月，国王在内阁批准了阿列斐伯爵为驻华公使同时兼任驻日本公使的任命。由于列强早已将地盘瓜分完毕，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没有地方新建公使馆，因此丹麦王国公使馆最初建在使馆区外，靠近哈德门大街，并且离皇宫不远。（原文：In April the king in council confirmed the appointment of Count Preben Ahlefeldt-Laurvig as Danish minister to Peking also accredited to Tokyo. There was no space within the Lagation Quareter itself for the new Royal Danish Legation in Peking, which was therefore initially established outside its walls, near Hatamen Street, not far from the Imperial Palace.）[7]阿列斐一家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20年（原文：The Danish Legation opened its offices in 1912 near the Hatamen Street, and the Ahlefeldt-Laurvigs stayed here until 1920）。[8]

选自参考书1，原说明为：阿列斐公爵（1872～1946）是第一位常驻中国首都的丹麦外交官（Count Preben F. Ahlefeldt-Laurvig (1872-1946) was the first Danish diplomat to take up residence in the Chinese capital）。[9]尽管参考书1、《中丹百年外交史1908–2008》和《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都将阿列斐公使的爵位译作“公爵”，但本文仍译作“伯爵”，具体请见文后本条注释。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宣统三年十二月（1912年1月）清外务部刊行的《驻京各国公使馆衔名单》的书影，图中在“大俄国公使馆”条目下有：
“丹国参赞俄国随员伯爵阿列斐Comte P. Ahlefeldt-Laurvig
阿列斐夫人 ”的记载，红框为笔者所加。

丹麦人索福斯•布莱克（Sophus Black，1882-1960）受大北电报公司（Great Northern）指派于1902年来到上海，供职这家公司在上海和天津的办事处，1907年开始担任这家公司北京电报局的经理，并常驻北京。索福斯与丹麦实业家，总部设在上海的慎昌洋行（Aderson, Meyer & Co.）总经理伟贺慕•马易尔（Vilhelm Meyer，1876-1935）是老朋友，1915年以后，马易尓在北京的大阮府胡同租赁了住宅，索福斯婚后也住在那里，他们两家与公使夫妇关系密切,多有往还。[10]关于这些我将在本文下一集《大阮府胡同的“清王府”》里作详细介绍。
 

马易尔与他的美国客人的合影，照片摄于1921年前后北京大阮府胡同的住宅。居中着深色上衣者为马易尔，左侧端坐的是马易尔的夫人吉斯腾•马易尔（Kirsten Meyer）,右二为索福斯•布莱克，在他身旁侧身坐着的女士就是他的夫人敏娜•布莱克（Minna Black）。[11]

前丹麦驻华大使白慕申是马易尔的外孙，在他的另一本书Open Doors: 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敞开大门：伟贺慕•马易尔及通用电气在中国的建立》）中引述了敏娜•布莱克对公使馆庭院、大厅和起居室家具摆设的描写：
“丹麦公使馆位于一条窄巷里，通过一个宽大的红门进去。敏娜•布莱克在她手书的回忆录里对公使馆兼公使官邸进行了如下描述：‘我们穿过一个庭院，在右侧可以看到花园中的树和一个大金鱼池，左侧的小房子由看门人也或许是一些仆人居住。此刻我们站在了通向大厅的巨大门前，正对着我们的是一面边框雕刻精美的非常大的镜子，镜框宽大而华丽。走进宽敞的起居室，里面是白色的法国宫廷家具，配有黄色的丝绸软垫，那种特殊的淡黄色就是我们常说的皇宫里才用的。在房间的背面是一个深的凹室，用一幅黄色的非常可爱的绣花织锦完全遮蔽着’”。（原文：The Danish legation was located in a narrow lane entered by passing through a large, red gate. In her handwritten memoirs, Minna Black described the Legation and the residence of the minister in the following terms: ‘we cross a courtyard where on the right we can see the trees in the garden and a large goldfish pond - on the left a small house where the doorkeeper and perhaps some of the servants used to live. We are now standing at the huge door leading into the hall. It’s very big just in front of us is a great mirror in a beautiful carved frame - the frame is large and magnificent. The spacious sitting room we entered had white French Empire furniture upholstered in yellow silk, a special shade of yellow, which we always said was suitable for the Imperial Palace. At the back of the room was a deep alcove completely covered in yellow silk with the loveliest embroidered brocade.’） [12]

布莱克夫人的回忆提供了这样的信息，首先公使馆厅堂右侧的庭院是个花园，有树木甚至还有金鱼池，说明一定很开阔；其次作者接连使用了huge、big、large和spacious几个形容词，强烈表现了厅堂的轩敞。alcove有壁橱、凹室甚至还有凉亭、避暑别墅几个意思，在这里我理解为可能是个后抱厦。
 

悬挂丹麦国王克里斯钦十世和王后亚历山大琳娜画像的公使馆大厅，在画面左侧，屏风前是一尊喜笑颜开的弥勒佛守护着大门。(原文：The legation hall is shown here with its portraits of the Danish King Christian X and Queen Alexandrine. In front of the screen at left, guarding the entrance, sits the beaming Darduse.)[13]

由照片在书中所处章节推断，大约拍摄于1915年前后。从光线上看，画面左侧为阳面，如大厅坐北朝南，则拍摄角度为自东向西，屏风紧靠大门和弥勒倒坐都与中国人的习惯不同，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画面表现出大厅比较宽敞，两幅画像背靠隔扇，说明另一侧还有房间，因此判断房屋占地面积比较大。在画面右端还有像是椅榻类的家具隐约露出，说明房屋进深不小，非一般正房的厅堂可比。画面中的陈设与文中描述明显不同，也许照片与文章在地点上出现了张冠李戴，或者两者并非处于同一时期。无论宫灯、坐榻和靠背椅都是中式风格，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主人对中国器物的钟爱，实际上阿列斐公使也的确喜欢收藏中国古董，这在Open Doors一书中和后面将要提到的历史档案中都能找到佐证。

同一本书中敏娜•布莱克的另一段回忆则道出了公使馆还是一个在北京的丹麦人聚会、交流的场所，[14]似乎经常举办招待会和晚宴，这无疑印证了前面的推断，即那里一定具有宽阔的庭院和轩敞的厅堂：
“阿列斐、布莱克和马易尔三个家庭相处融洽。作为丹麦驻北京公使，普里本•阿列斐-劳维格和他的妻子玛丽希望在公使馆为北京的丹麦侨界创建一个舒适惬意的场所。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是成功的。敏娜•布莱克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去那里真是一件赏心乐事。对于丹麦侨界，阿列斐伯爵和伯爵夫人是一对高贵的公使夫妇。当他们举办招待会时，按照（丹麦）古老的习俗，本年的新娘要为到场的客人倒茶，未婚的男士则在一旁协助。不仅如此，在举行晚宴的时候，他们还总想着让我们结识些应该认识的人——欧洲人和中国人——艺术家和外交使节。饭后我们则围坐在一起聊天或打几手桥牌’”。（原文：The three families, Ahlefeldt-Laurvig, Black and Meyer, got along well. As the Danish minister to Peking, Preben Ahlefeldt-Laurvig and his wife Mary wished to create a pleasant setting at the legation for Peking’s Danish community. In this they were absolutely successful. Minna Black wrote in her memoirs:
It was a pleasure to go to there. Count and Countess Ahlefeldt were a magnificent couple at the legation for the Danish community. Not only when they gave their receptions, when it was an old custom that the bride of the year poured out the tea and the bachelors helped her serve it round. At their dinner parties they made sure that we always met the right people－both Europeans and Chinese－artists and legation people－and then we could sit around afterwards, chatting or playing a hand of bridge.）[15]

也许因为缺乏详细资料，白慕申对公使馆确切的地址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对读者来说，Hatamen Street实在是太空泛了。因为当年它并不仅限于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而是南起崇文门，北至东四牌楼，涵盖了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北大街和东四南大街。当年在这条全长将近3000米的哈德门大街两侧曾经分布着密如蛛网的胡同，即使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拆平胡同后崛起的高楼大厦。于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们不禁要问：公使馆究竟位于哪条胡同？这条胡同如今还有吗？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燕京风土录》一书，这是一本近年辑录出版的民国人士有关北京风土掌故的文集，看到了其中一篇题为《东交民巷》的文章，其中有下面几行文字：
“东西洋各国使馆皆设立在东交民巷使界之中，丹国使馆始而租得崇文门内大街灯市口史家胡同路北绍宅。绍名昌，字任庭，前清进士，至刑部尚书。继而又租东安门外霞公府路北前清进士、吏部侍郎常少白名恩之旧第，现该公使馆移于东交民巷内法国之兵营中矣。”[16]

书中只注明文章选自《北京考古》，但没有出版信息，从行文中推断大约作于1930年前后。作者傅槐隐可能署的是笔名，自称“（祁罗弗洋行）之经理董君云生，性情豪爽，办事热心，余多年老友也。余供职农曹时，每天散值，即到该行闲谈，或携往太升楼饮酒。迨余改官译署，奉派出洋，不过通信而已”[17]、“余供职外部时，曾赴该使馆（荷兰使馆，引者注）茶会”[18]云云。仍是该文所述，太升楼原位于东交民巷西口路北，为京师一大饭庄，庚子之变毁于兵燹，后在原址建成法国医院[19]；而“译署”为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成立于1861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改为外务部。[20]如此说来，作者庚子之前供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曾出使国外；辛丑之后在清廷抑或民国政府外务（或外交）部任职，有此等经历，其有关丹麦公使馆沿革的记述应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关于绍昌，经查阅《清史稿》证明确有其人。分别见于卷二十五《本纪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和卷一百九十六《表三十六•部院大臣年表十》，略记如下：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刑部改名法部，任法部左侍郎，之后历年连任。
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原任法部尚书廷杰去世，继任法部尚书。
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廷下诏改立责任内阁，颁行内阁官制后，进入庆亲王奕劻内阁担任司法大臣。闰六月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九月清廷解散奕劻内阁，转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绍昌及原任阁臣皆被免职，并解除一切部务。同月充弼德院顾问大臣。[21]

民国五年（1916）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制《京都市内外城地图》局部，图中丹麦国旗为笔者所加。

要查证丹麦公使馆是否在史家胡同，最具说服力的资料无疑是历史档案。北京档案馆现有可供查阅的有关丹麦公使和公使馆的档案共计10件，其中在阿列斐公使任期内（1912-1920）的5件，以民国四年（1915）四月、档号J181-018-04429的一件最具价值，对我们前面的发问给出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档案题名《京师警察厅内左二区区署关于史家胡同丹国使馆内施放枪声查验情形的详报》，共包括公文3件，编号“河字第六二号”的为内左二区警察署长孙秉璋4月6日向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呈文，所载事件经过颇具故事性，现据原文略写如下：
4月4日深夜2时余，内左二区警署巡长达隆阿巡查至东罗圈胡同（位于史家胡同东口路南，与南面的干面胡同曲折相通。参见本文地图）忽听西面传来枪声，寻声立即赶到史家胡同丹麦公使馆门前，询问守望执勤巡警恩全，答称适才使馆内施放一枪，但不知何事。正欲入内询问，使馆护院人周兴五开门走出，称他在院内巡视时发现房上似有人影，随即施放一枪，以为震慑，并称在西小院内捡拾到“蜈蚣梯”一具，携出交与巡警，声明并未丢失物件。5日警署署员金奎、玉福得到报告，随即前往查验。面谒丹麦公使阿列斐，公使重述案情如周兴五，随后带警员前往西小院查验。西小院有北房两间，（公使介绍）向无人居住，内储金佛等物。检查发现只有玻璃窗插关有拨撬痕迹，遍查各处墙垣及邻近宝姓空院，均无出入蹬踏痕迹。查验结束后，公使提出希望门前守望巡警每于夜间撤入院内，帮同护院人巡查。署员等未允所请，但告以将在使馆后墙外内务部街一带夜间加派巡警，勤加巡逻，公使允诺。两位署员告诫巡官长警及门前原有守望巡警夜间严加巡查注意后回署。

随后侦缉队奉命前往公使馆作进一步勘查，编号“法字第一三六号”的公文即事后兼管侦缉队事务监察长李寿金4月6日给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呈文，原文节录如下：
“内左二区属史家胡同路北门牌二十二号丹国公使馆阿列裴宅房间院落十二处，[22]计房一百余间。询据该宅管事人吉顺、护院人周兴五声称……（以下勘查结果与前述内容大同小异，从略）。[23] 第三件公文为京师警察厅督促侦缉队进一步加意侦查的饬令，不做赘述。

上面侦缉队的报告提到了公使馆的管事人吉顺，此人非同寻常，另外4件档案也都与其有关。可能是这次遭受窃贼光顾引起了公使夫妇的警觉，5月29日，公使夫人委托她的朋友莱义到警署报案，“报称公使馆屡次丢失什物，仆役吉顺等实有勾串偷盗情事”，要求警署立即派员传讯，“检查赃证，严行讯究”。警署立即出警公使馆，讯问检查包括吉顺在内涉嫌男仆共8人，其他7人包括厨师1人，花匠两人，杂役两人，厨房保管1人，看门人1人。并在吉顺家中搜出瓷瓶、花盆、瓷盆、水壶等器物，经公使夫人确认为使馆所失。后将8人拘押，进一步审查后，7月2日又起获包括屏风、桌椅等脏物。由于吉顺辩称瓷瓶为朋友寄卖所存，并经与物权人核实未发现破绽，不能认定偷窃，其余赃物价值不大，警察厅司法处判吉顺送教养局，以示惩戒，其余7人保释。[24]

档案附有吉顺供单，择要为：吉顺，字子祥，正蓝旗满旗人，年三十七岁（推算生于1879年），住史家胡同公使馆西隔壁二十三号。在公使馆充当管事人，前述其他仆役皆由其荐来。日常伺候公使饮食和外出跟班。最初经朋友推荐，已在公使馆服务五六年之久。[25]

 

丹麦公使馆秘书乔荩臣1915年7月13日写给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钱锡霖（字泽农，推断可能是处长）的信，言明公使希望保释吉顺。文曰：“泽农先生大人：□□□仆人吉姓被押一事公使因有怜惜之意，前者曾到府面求取保开释。现闻吉姓家属已备有妥保，公使甚望早日放出，是以来函代达。即候升安。”

下面两件事似乎可以反映出阿列斐公使的宽恕和善良。在吉顺被押教养局之后，公使“因有怜惜之意”，曾专门到司法处钱锡霖家里请求保释吉顺，后又指示秘书致函，希望早日放人。[26]再有就是另一件档案所记，民国二年（1913）8月16日外交部外政司致函京师警察厅，通知说前一天阿列斐公使到部反映本馆假期内有仆役吉顺聚赌，要求转达警察厅“予以惩罚，以儆将来”。本日公使又致函外交部申明“本拟将该役开除，特念服役多年，不无微劳□□，现但拟罚款五十元以示薄惩”。在8月25日警察厅回复外交部的公函称，接到通知后，警察厅派员赴公使馆接洽，并将吉顺带回警厅，吉顺供称“实有赌博情事，情愿认罚，从此悔改，不敢再犯等语”。[27]

从吉顺初于公使馆聚赌，终至偷窃使馆什物，联想到案发前不久公使馆深夜遭遇入宅行窃未遂，并且窃贼直入存放金佛等贵重物品的院落，似乎并非偶然，也许与吉顺存在某种联系，但因缺乏证据，不好臆测。

在5月29日阿列斐夫人第一次确认赃物时，曾对警员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本使馆寄存中国公使胡惟德之物甚多，……，所有各物有无丢失一时尚难查悉”。胡惟德（1863-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清末民初屡次持节国外，民国期间曾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胡氏自1896年至1907，历任清廷驻俄使馆参赞、代办和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因时任民国政府驻法国公使（1914-1920），故阿夫人称之为“中国公使”。[28]公使夫人的话表明公使一家与胡惟德交情不浅。

说起阿列斐夫人，不能不提民国初年的北京育婴堂。据大约成书于1938-1939年的《北京市志稿》，北京育婴堂民国六年（1917）由商会陈际春先生创立于崇文门外南岗子，“嗣移于地安门外东不压桥。十六年（1927）改组，移于西安门内乙一号养蜂夹道乙一号，即今之堂址也。”[29]而民国二十一年（1932）刊印的《北平育婴堂概览》对创办缘起和沿革叙述稍详，可资印证：
“民国六年，各界士绅鉴于内外城弃儿日多，殊乖人道，且常为外国慈善团体所收养，我国反无相当机关从事救济，亦殊可耻。当由京师总商会担任创办，设立育婴堂一所，由会长陈君遇春总其成（这里与上文所载陈会长名字有一字之差，孰是孰非暂不能断定，引者注）。堂址在崇文门外南岗子街。……民国七年，因堂址地势低洼，且偏处一隅，诸多不便，遂迁至地安门外东不压桥。”[30]

另外，由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在所著《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一书中对北京育婴堂也有清晰的记述。按行文推断，甘博分别在1919、1920两年的夏天考察过那里，甘博书中说“育婴堂最初位于哈德门外，但随后迁到后门大街，刚好在皇城北墙的外面” （原文：The Home was first located outside of the Hatamen but later was moved to the Hou Men Ta Chieh, just outside of the north wall of the Imperial City），[31]地安门大街俗称“后门大街”，因此甘博所述与中方资料是一致的。

 

在美国杜克大学的网站上存有3幅Foundling’s Home的照片，可能就拍摄于1919年夏天。这是其中一幅，另外一幅画面雷同，拍摄角度稍有差异，甘博用作了书中的插图。所以选择粘贴这一幅，实在是因为画面左后方的保姆灿烂的笑容。当别人面对镜头手足无措、表情木讷时，她则率真洒脱，看着就像如今北京的邻家大妈，十分亲切。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完全是因为他们都同时提到了丹麦公使阿列斐夫人。首先引述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
“报告表明1918年这家育婴堂护理的婴孩具有极高的死亡率，甚至谣传这一年期间196个中有195个夭折。警察厅向丹麦驻华公使的夫人——阿列斐伯爵夫人求助，并允诺授予其全权管理这家机构。她与许多居住在北京的外藉女士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并与中国人组成的董事会合作，逐步改造环境直到房屋清洁，门窗全部遮蔽，蚊蝇驱除在外；受过西医训练的中国医生照管孩子们，五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指导39名保姆对婴孩的护理。尽管护理良好和物质环境得到改善，上一年仍有超过100个婴孩死亡（原文：In 1918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re was a tremendous death rate among the infants cared for by the Home. One story even stated that 195 out of 196 had died during the year. The police appealed for help to Countess Ahlefeld, the wife of the Danish Minister to China, and agreed to give her a free hand in running the institution. She and a number of the foreign ladies living in Peking took up the work an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board of directors, gradually changed things until the buildings are kept clean, the windows and doors are all screened, and the flies kept out; Chinese doctors trained in foreign medicine look after the children, and five specially trained nurses supervise the care of the babies, and the work of the 39 amahs. In spite of good care and the improved physical environment over 100 babies died last year）。 [32]

中方资料《北平育婴堂概览》的以下内容刚好可以作为上面这段文字的注解：
“民国八年春间，堂内婴儿轻则目疾，重则腹疾，甚至互相传染，波及全堂，伤亡过半。事为前警察厅总监吴镜潭先生所闻，派员帮同办理，当经详细筹画，佥以经费不足，设备不周，种种缺欠，亟宜补救。因即分别聘请中外士绅及慈善家等到堂参观指导，共同赞助。外国方面，为驻华丹国公使阿夫人，法国罗琛夫人，均曾热心赞助。中国方面则有王述勤公使夫人，陈子琴校长夫人，前中央医院院长陈祀邦大夫，李计徵大夫，时常莅堂主持，堂务遂因之日有进步，群婴日臻健壮。”[33]

文中的吴镜潭即吴炳湘（1874-1930），1913-1920年任京师警察厅总监。[34]关于育婴堂发生大量婴儿夭折的年份两方所述相差一年，但甘博为“当时人写当时事”，所述理应更为可信。

育婴堂的故事尽管距今将近百年，但钩沉历史，阿列斐夫人身为丹麦贵族，却热心慈善事业，关怀爱护中国儿童，慈悲为本，襄助善行，实为可敬，中国人民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她。

参考书目：
1. 丹麦前驻华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著，林桦译，中英文本《和平与友谊：丹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674-2000》Peace and Friendship: Danmark’s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674－2000, NIAS, Copenhagen, 2000。
2. Christopher Bo Bramsen，Open Doors: 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 Curzon Press，Richmond, Surrey,2001.
3. 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上、下两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4. 张复合著，《北京近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赵尓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
6. 吴廷燮总纂，于杰等点校，《北京市志稿》第二册，《民政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7. 王之相编，《北平育婴堂概览》，北平养蜂夹道育婴堂刊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
8. Sidney D.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1921.

注释：

[1] 参考书1，p10。
[2] 同上，p56。
[3]，[5]《中丹百年外交史1908–2008》，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http://www.ambbeijing.um.dk/zh/menu/InfoDenmark/Sino-Danish+relation/1908to+2008+Sino-Danish+diplomatic+relation/，为白慕申著2008年新版《和平与友谊》一书的推介文章。
[4] 参考书1，p60。
[6]，[8] 参考书1，p70。
[7] 参考书2，p92。
Open Doors一书1993年由哥本哈根G.E.C. Gads Forlag首先出版了丹麦文版，书名：Generaldirektøren: Vilhelm Meyer - en dansk forretningsmands liv i Kina。1996年11月由林桦翻译，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书名为《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由于英文版出书最晚，内容较之前版本进行了增订，并且同一章节在用词行文上与中文版也并非完全对应甚至略有出入，因此本文引用时均以英文版为准，人名翻译则与中文版保持一致。
[9] 参考书1，p72。
关于count的译法，参考书1、《中丹百年外交史1908–2008》和《马易尔一位丹麦实业家在中国》皆译作“公爵”，但《牛津英汉双解词典》：count n.(法、意等国家的)伯爵(相当于英国的earl)；《驻京各国公使馆衔名单》：丹国参赞俄国随员伯爵阿列斐Comte P. Ahlefeldt-Laurvig；《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阿列斐（阿礼斐）伯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5）。基于以上，本文中对阿列斐的爵位译为“伯爵”。
[10] 参考书2，p110,p115。
[11] 同上，p162。
[12]，[13], 同上，p117。
[14] 据甘博《北京社会调查》引用1917年京师警察厅人口普查（Police Census 1917）的数据，1917年北京居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外的外国人1524人，其中白种人929人，日本人595人；而丹麦人只有24人，其中男性11人。24人中肯定包括阿列斐公使一家4人。
[15] 参考书2，p115。
[16] 参考书3上卷，p280。
[17] 同上，p285。祁罗弗洋行（P. Kierulff & Co.）最早是一家由丹麦商人彼得•基鲁尓夫（Peter A.Kierulff，1838-1909）于1874年开设于东交民巷的百货公司，是北京第一家西方贸易公司，以专售舶来品闻名于京城，除在京外国人外，也颇受中国权贵富豪的追捧。1893年基鲁尓夫将公司转卖给德国人，后称德商祁罗弗洋行。庚子事变中被毁，后于1907年重建。以上据参考书1，p58；参考书4，p107。
[18] 同上，p281。
[19] 同上，p282。
[20] 据《百度百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条。
[21] 参考书5，第23册，p7042-p7052；第4册，p991,p995,p999。
[22] 即阿列斐，由于译音关系除官方正式译法外，还有译作阿拉斐、阿列培等，不一而足。
[23] 北京档案馆，档案号：J181-018-04429,《京师警察厅内左二区区署关于史家胡同丹国使馆内施放枪声查验情形的详报》。
[24]，[25]，[26] 北京档案馆，档案号：J181-019-07395,《京师警察厅内左二区区署关于丹国使馆仆役吉顺等偷窃使馆磁瓶等物的送案表》；J181-019-07396,《京师警察厅内左二区区署关于丹国公使馆仆役吉顺等偷窃使馆磁瓶花盆各物的送案表》。
[27] 北京档案馆，档案号：J181-018-01243, 《外交部关于丹麦使馆服役吉顺聚赌拟请罚办的函》。
[28] 据《百度百科》，“胡惟德”条。
[29] 参考书6，卷五《赈济四》，p163。
[30]，[33] 参考书7，p6-7，《育婴堂之沿革》。
[31]，[32] 参考书8，p285-286。
[34] 据《百度百科》“吴炳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