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暂时收回关注历史的目光而转向现实，一起来探究100年前史家胡同的丹麦公使馆如今在胡同中的大概位置。

民国五年（1916）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制《京都市内外城地图》局部，图中丹麦国旗为笔者所加。

首先要确定院落构成和布局。前述1915年“丹国使馆内施放枪声”的档案写明公使馆位于胡同路北，门牌二十二号，“院落十二处，计房一百余间”，由史家胡同和内务部街两条胡同相夹的南北空间跨度来看，由南到北最多可以排下4进四合院，这一点可以从现在47号（旧23号）的前身傅作义先生住宅的四进院格局得到印证。[35]由此推算公使馆至少要包含并列的3组类似的院落群，才能确保拥有12座院落。除此之外，北京档案馆涉及阿列斐公使的第5份档案，记载的是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昌平人李去辛因妻姐的亲戚在史家胡同丹麦公使馆做女佣，当月21日受妻姐之托去寻人送信，由于在门外久唤无人回应而径入使馆马号（即马厩，笔者注）被众仆误为溜门行窃，遭殴打后扭送警署一事。[36]这条档案透露了使馆在主体院落之外拥有马号这样一个附属院落，且在使馆前门附近，因此后面考虑问题时要照顾到这一细节。

其次是通过当时的22号门牌来确定公使馆位于胡同的区段。目前笔者可以查阅到年代最早的有关门牌的信息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的档案：
“据宪兵第十九团（董）[童]团长平总字第八号代电称，本团部队日内可以抵平执行勤务，兹在内一区史家胡同二十号等处觅得堪充本团各单位营房之房屋十三处……”[37]
这是日本投降以后，国军中央宪兵第十九团奉命迅速进驻北平执行勤务，为长期驻扎需要征用房屋作为营房而致电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设于保定，司令孙连仲，笔者注）和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呈文，具体细节因与本文主题无关，不做深考。

在同一份档案中，还有一份民国三十五年（1946）8月16日《案准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平办事处平字第一号函》：
“派李荣骅为本战区驻平办事处少将处长，东四史家胡同二十三号成立办事处开始办公”。这个李荣骅就是李腾九，是傅作义将军的亲信幕僚，当时傅将军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因派李带领二十余名工作人员先期入平，成立办事处，主要负责接待所部来京人员及与北平有关单位联络等事宜。[38]

而据刘世定著《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及其它资料（恕不一一列举），现47号旧门牌就是23号。另外，考虑到公使馆的存在年代与上述档案的记载时间前后相差30多年，中间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日伪时期，宅院的析产、并购和市政管理机关的变更可能会使原门牌发生变动，因此下面将调查的区段适当放宽，定为旧门牌20号至24号。

下图右侧的三幅照片居中一幅为现门牌43号，经与院内的老住户核实，“文革”前的旧门牌为21号，由此类推其东侧的41号大院当为20号。今年1月底，在史家胡同西段曾经请教过一位胳膊上戴着红箍，义务执勤的老者，他就住在41号大门斜对着的那条向南的胡同里，那里“文革”前叫做官学大院，是一条盲巷（参见本文地图）。他指着41号的红楼对我说，“文革”前大院属于北京军区（或北京卫戍区），当时还是并列的三组四合院，北面一直通到内务部街，大约上世纪60年代末，拆除部分平房盖了楼。这座楼就是下面卫星图中黄色矩形框右侧的浅棕色矩形，对应为下图右上、右下两幅照片远景上的红白色楼房。因为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以后，对城内原有公有房产是实行按系统对口接收的，这里是“军产”恰好与档案中的国军宪兵19团营房前后对应，从而印证了旧门牌为20号的推断的合理性。不过老者所说拆除平房盖楼的时间有误，按已掌握的图纸资料和其他人的回忆应在1959年以前。

包含史家胡同西段的卫星图和黄色矩形框内的史家胡同部分院落照片。右侧三幅照片居中为现门牌43号（旧门牌21号），下为47号（旧门牌23号）

史家胡同41号大院（旧20号）。此前为武警招待所，现内部一分为二，东半部现在为北京红墙花园酒店（Hotel Duxiana Beijing），西半部临街红楼现为北京协和医院租用，红楼后面的院落使用单位不明。左下小图为酒店对面的42号史家商务会馆的大门。

红楼西边的43号院是一个三进四合院，史家胡同的两进院正房都是三间两耳，规格较高，但庭院不大，后院在内务部街开门，与前院不通。

43号（旧21号）的广亮大门，四颗粗壮的门簪显示出当年主人的身份地位。

在下面这幅照片中，红衣女子将要走入的就是45号院，旧门牌22号。

45号临街是一个经过改造的如意门楼，开间较小且屋脊改成了两坡顶，夹在东、西邻居新旧两个广亮大门中间像个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显得低矮寒酸。入得门来迎面是一字影壁，向左一拐便看到一座东倒西歪的垂花门。一路走来，所见尽管破旧，但仍然可以想象出这里当年应是个中产之家。垂花门内的二进院庭院也不大，有正房和东西厢房各三间，但举架偏小。后面各院没有进去，估计还有两层，即这里可能是个四进院。

45号（旧22号）残破的垂花门，像一位落魄的富家公子，尽管衣衫破旧，但仍然透着尊贵的气派。

由45号再往西就是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过的47号，老门牌23号院。原为傅作义先生住宅，后傅宅上交，从1959年起，时任林业部长、民国时期四川实力人物，人称“西南王”的刘文辉先生入住，1976年刘老先生逝世后，1977年房屋被收回，又换了新的主人，并在当年对原来的中式院落进行了大面积的拆改，现在的院落是2007年重新改建的。好在近年出版了前面提到的刘世定先生的书，其中专辟有一节《史家胡同23号》对原来的院落布局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附有一幅示意图：

“这是一座有四进院子的中式建筑群。……大门坐北朝南，进得大门来，有一东西约二十米、南北约五六米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杏树，春天粉红的杏花繁茂，夏秋则果实满树。……通道北面是一面木门，门是四扇折叠结构。门后豁然可见一个大院子，院子南北长二十米，东西略短，大约十五六米。……大院北面是坐北朝南的大客厅，这是院落建筑中最高最大的部分。在小时候的印象中，大客厅的面积很大，现在根据记忆估计，大约在一百五十到两百米之间。厅顶很高，挂了几幅长条字画，上下空间绰绰有余。”[39]

上面对庭院、厅堂的描写，何止是我前面总结的开阔、轩敞，感觉与敏娜•布莱克笔下的丹麦公使馆很有几分相似。当然由于时间上相差40多年（1915-1959），宅院几经变迁，每位主人都可能会根据个人好恶进行改动，不可能完全吻合。

旧24号原来是两座并列的三进四合院，1953年夏天由《大公报》社购买，当时有房屋七、八十间。[40]东院一度称为“24号旁门”，后来分解为如今的49号和北面的内务部街甲42号，西院成了51号和内务部街44号。[41]现在由于胡同西南拆除盖楼（参见本文卫星图），51号正对着南面通往干面胡同的马路，这座宅院1984年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在北京文物局《北京文博》网站上有详尽的介绍。[42]

在以上简略介绍完旧20-24号五座院落之后，下面作出总结。因为旧20号（现41号大院）经过大拆大建已面目全非，原有格局已无迹可寻，所以无法排除是公使馆旧址的可能。以它目前的占地面积来看，曾经拥有一百多间房屋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仍据前面提到的老者回忆，现在它南面的史家商务会馆（42号）原来就是个挺大的独院，而从卫星图上看也的确如此，这里有可能是原来大院的马厩吗？实在难以回答。

我们再做下面的推理，假定以旧23号为主院，将它分别与东、西两所院落组合，分别为：
1. 23号、24号旁门（即现49号加内务部街甲42号）、24号(现51号加内务部街44号)
2. 23号、22号（现45号）、21号（现43号加内务部街后院）

先看第一种组合，综合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及《北京文博》网站的描述和介绍，24号的一进院拥有两卷勾连搭的三开间过厅，二进院正房三间两耳、前廊后厦，从中不难看出这应该是一所宅院的主院。并且整座院落的建筑中心位于居中的二进院。反观23号，建筑中心明显靠前，居于“大客厅”和它前面的庭院（参见刘世昕所绘示意图），二者风格完全不同。并且一个是三进院、另一个是四近院，由于南北轴线上建筑布局不同，24号（包括24号旁门）与23号形成房间上的犬牙交错，所有这些都说明它们不可能分属于同一个宅院。因此第一种组合被否定。第二种组合中，前面说过22号、21号庭院都不大，并且没有严格意义上厅堂，因此认为只有23号一个建筑中心。与23号相邻的22号同为四进院，但建筑等级明显偏低，形成一种陪衬和呼应的效果。组合后院落总数11个，加上假想中的马厩总数刚好12个（现43号南面的44号是一个内有楼房的大院，假定原来马厩设于这里），因此笔者倾向于这三个院子更像原来的公使馆。

写到这里，感觉这样推理似乎有些武断，也多少有穿凿附会的嫌疑，但目前情况下也只能如此，要做出进一步的考证，只能寄希望于新资料的发现。

选自杨浪《地图的发现（续）》p226，1954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筑事务管理局测量队”测制的建国门地区地图《建国门》，红框为笔者所加。上部的红框包括了史家胡同，与民国五年的地图比较，整条胡同除官学大院胡同南部走向发生变化外，其余基本相同。

1920年，阿列斐公使结束了在华12年的外交官生活，转任波兰。在离开北京前往华沙之前，阿列斐伯爵一家和公使馆迁到了大阮府胡同。[43]

参考书目：
1. 丹麦前驻华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著，林桦译，中英文本《和平与友谊：丹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674-2000》Peace and Friendship: Danmark’s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674－2000, NIAS, Copenhagen, 2000。

9. 刘世定，《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新星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1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11.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12. 杨浪，《地图的发现（续）》，三联书店，2008年9月北京第1版。

注释：

[35] 参考书9，p93。
[36] 北京档案馆，档案号J181-019-03792，《京师警察厅内左二区区署关于丹国使馆片控李去辛行窃的送案表》。
[37] 北京档案馆，J184-002-32650,《北平市警察局关于颁布组织规定、任命何思源为市长李幼谦任视事日期、派员接替视察任务袁守谦等赴华北督导派员代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驻平办事处在史家胡同成立、冯圣读就职、营房表的训令》。档案中的“董团长”实为“童团长”之误，经查阅资料，童鹤莲时任宪兵第十九团团长，1945年11月27日，童率领宪兵第十九团官兵两千余人经上海前往塘沽，月底抵达北平。
[38] 参考书10，p308,李腾九《北平解放与北平和谈》。
[39] 参考书9，p93-95。
[40] 吴永良，《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网上资料，原载《书屋》2004年第1期。
[41] 参考书11，p4，p344。
[42]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博》网站，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史家胡同，http://www.bjww.gov.cn/wbsj/bjwbdwDetail.htm
[43] 参考书1，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