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离开北京去波兰华沙之前，阿列斐伯爵在大阮府胡同住了几个月。当时那里是丹麦实业家马易尔在北京的住宅，顺理成章也就成了丹麦公使馆。

 

原说明：照片拍摄于1920年，为公使与三位中国外交部官员的合影，公使扶着的幼童是布莱克夫妇的儿子克里斯滕（Christen）。[1]

从照片中人物装束看，时令像是春秋季节，根据后面将要提到的史料判断应该是春天。拍摄者很有可能是孩子的母亲敏娜•布莱克。喜欢收藏研究圆明园老照片的朋友一定对索福斯•布莱克不陌生，这位丹麦人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那里上世纪初的珍贵照片，因此来说他的摄影技术应该是不错的。但这幅照片拍得并不成功，按下快门的一刻，一定是小男孩正在蹒跚学步，他的站立不稳引得公使不禁向下俯视，而左一的中国官员则正在眨眼，被照成了盲人。

 

马易尔1878年出生于丹麦的哥本哈根，[2] 1902年来到中国的上海，先后服务于丹麦宝隆洋行（East Asiatic Company）、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3] 1905年8月同另外两名丹麦年轻人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慎昌洋行（Andersen, Meyer & Co.），使用一笔很小的启动资金（1000多两白银），经营欧美制成品与中国农牧产品间的进出口业务，同时兼做一家丹麦公司的代理。[4]一年以后又从丹麦筹集资金, [5]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代理销售几家美国公司的技术设备和成套设备，其中大名鼎鼎的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也简称G. E.）后来成为了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6]1907年，慎昌洋行通过收购一家日本公司，开始经营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又与一家信誉良好并在纽约设有代表处的英国公司合作，采用分工购销，盈利分账的方式，合理调整了美国机器设备的经营业务。由于两名合伙人先后离开公司，1908年秋天，马易尓开始独资经营。[7]

 

在创立公司的同一年，马易尓受丹麦驻上海领事彼得•西奥多•乐斯劳（Peter Theodor Raaschou）的推荐担任上海领事馆名誉副领事，主要负责促进丹麦的出口和在中国的投资。[8]马易尓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910年3月，任职期间与丹麦在中国的其他领事代表颇为熟稔。由于定期要去北京处理业务，1908年在那里见到了新来的驻俄国公使馆秘书阿列斐伯爵，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以后只要马易尓来北京，他们都要会面。[9]

身穿副领事制服的马易尔。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包括马易尓在内的中外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经过几年的成功运作，1915年慎昌洋行已在中国若干港口城市开设了分公司，进口业务也由纺织品、电器扩展到钢铁、玻璃等建筑材料进口；实业方面已涉足造纸工业；而在工程方面，1911年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继1908年在奉天（今沈阳）建立第一家电灯公司后，又分别在长春、温州完成了相同的电厂项目，并为福州、厦门、上海和吉林的新建在建工程提供机器设备。此外，在纺织机械、铁路、电信诸领域具有优势和专长。1914年欧战爆发，马易尓意识到从欧洲的进口势必大幅减少，及时将订单转向美国市场。1915年7月，以公司良好的经营状况、人才优势和长远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几位美国企业家、金融家的投资入股，将公司改组为拥有雄厚美国资本的有限公司，并在新公司里担任总经理和执行董事。[10]

 

这年10月，马易尔去了北京，下榻新建成的北京饭店。经验使他认识到，要做成大项目，重要的是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并且与各级官员保持友好地交往。在他成为一家依托雄厚美国资本的公司的总经理以后，这种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刻。所以他着意在北京找一所住宅，一则到访首都时居住，另外也可作为在华北商务旅行的基地。

 

在北京，马易尔遇到了他的丹麦老朋友索福斯•布莱克。朋友二人相遇于北京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位于使馆区，专为外国人开设。马易尔告诉布莱克自己正在找房，他不能同中国人在饭店里做生意，因为他们总是在每次结束以后打麻将，那通常会演变成非常吵人的玩意儿。

民国初年的大阮府胡同，当时这里是大北电报公司年轻的丹麦电报员的宿舍，又称为“丹麦博览会”(Danish Mess)。

 

布莱克恰好知道一所宅子，这就是在本文开始提到的大阮府胡同的住宅，关于那里，前丹麦驻华大使、马易尔的外孙白慕申（Bramsen）在他Open Doors一书里有详尽的描述：
“几年来，大北公司从一个满清王爷手里租赁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院子，这位王爷辛亥革命以后回了奉天。这个住宅院落也被称为‘丹麦博览会’，位于北京饭店和使馆区北面几百码，靠近皇宫。院落由几所房子组成，具有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风格，是大北电报公司五名丹麦职员的宿舍。大门口飘扬着丹麦国旗，博览会位于正房，他们的居室位于其它房内。这些年轻的丹麦电报员似乎发现这里的居住条件太过古朴，（屋里没有地板）只有土地面，没有浴室，冬天冻得要死，几名电报员被疾病折磨，毋庸置疑应归咎于恶劣的居住环境”。

（原文：Sophus Black knew of the very house. For several years Great Northern had rented a palatial compound from a Manchu prince, who had returned to Mukden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Danish Mess, as the residential compound was called, was located a few hundred yards north of the Hôtel de Pékin and the Legation Quarter, close to Imperial Palace. This compound, consisting of several houses in the typical Peking si he yuan [courtyard] style, was the residence of Great Northern’s five Danish employees. The Mess was in the main house and their rooms in the other buildings. The Danish flag was flying at the outer gate. The young Danish telegraph operators, it seemed, fou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too primitive here. There were only earth floors and no bathrooms. It was freezing cold in winter and several operators were plagued by illness, undoubtedly due to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11]

 

关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除本文多次引用的白慕申的两本书外，2008年出版的《从光辉灿烂的昨天到生机盎然的今天－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1846-2006）》（以下简称《从》书）一书也有专门的介绍：
“公司由丹麦实业界大亨泰特根（Carl Frederik Tietgen）于1869年创立。1870年12月8日，第一根电缆经过吴淞通到了上海。1881年6月8日，丹麦在中国卓越的地位得到确立，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官和贸易总长李鸿章（1823-1901）授予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20年的独家电报经营权。同时把发展中国电报系统的工作委托给大北电报公司，包括对电报员的培训”。[12]

 

对于丹麦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敷设到上海的“第一根电缆”，追溯历史，工程本身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主权的漠视和侵害。《清史稿•交通三•电报》载明：“先是同治间，英使阿礼国请设电线于中国境内，力拒之，乃已。九年，其使臣威妥玛复申前议，易陆线为水线，自广州经闽、浙以达上海，争之数月，卒如所请。嗣是香港海线循广州达天津，陆线达九龙。而丹国陆线亦由吴淞至沪上，骎骎有阑入内地之势”。[13]事情原委是，1869年10月大北电报公司获得沙皇的特许，次年开始建设横跨俄国的电报线路，以连通欧洲和远东地区的中国和日本。[14] 1870年，为了在与其它欧洲电报公司的竞争中抢得先机，鉴于中国政府拒绝外国公司在中国陆地架设电线，大北公司采取了瞒天过海的策略，首先与法国当局秘密协议，将电缆敷设到法国在吴淞的海军站，12月8日，借着夜色的掩护，沿黄浦江逆流而上敷设水下电缆，最后在上海外滩上岸，将终端偷偷埋入预先租好的房舍里。[15]

 

关于“独家电报经营权”的说法，中方的史料记载是：
“光绪七年十月，督办中国电报事宜盛宣怀与丹总办大北电报公司恒宁生会订收递电报合同。先是同治十年，丹国大北公司海线，由香港、厦门迤逦至上海，一通新嘉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名为南线，一通海参崴，由俄国亚洲旱线以达欧洲，名为北线，此皆水线也。至同治十二年，又擅在上海至吴淞设有旱线。至是中国甫设电局，因先与订合同十四条……，时法、英、美、德四国以大北公司仅有单股海线，又沿途祗通厦门口岸，其余如汕头、福州、温州、宁波各口皆距较远，请添设海线，就便通至各口。拒之，仍专与大北公司合办。方议立合同，大北公司恒宁生欲载明中国不再租陆线与他人，且须永租大北，议遂中止。

 

九年，李鸿章致总署及盛宣怀，拟中、英、丹三公司合约，英、丹海线均至吴淞为止，将丹自淞至沪旱线购回，由我代递。议久之始收回。初，大北公司原禀六条内，有“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二条，为大北公司独得之利益。因之中国亦取得总署、南北洋及出使大臣往来电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为中国独得之利益。当时鸿章已批准咨行。英、美、法、德各使闻之，合词照会总署。威妥玛复援同治九年允英人设海线之案，必欲大东公司添设，政府不能阻。因之大北公司恒宁生请将中国官报照常给费”。[16]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7]上述《从》书中将‘Superintendent of Trade’译作“贸易总长”欠妥，听着有些像民国的官职。“总署”是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译署”之外的另一个别称。光绪五年（1879），天津道盛宣怀面对电报外商咄咄逼人、反客为主的严峻形势，首先向李鸿章建言：“宜仿轮船招商之例，醵集商股，速设津沪陆线，以通南北两洋之邮，遏外线潜侵之患；并设电报学堂，育人才，备任使。”次年（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上疏请求安设南北洋电报，清廷准奏。同年开设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18]光绪七年（1881）工程告竣，开始以盛宣怀督办中国电报事宜。[19]恒宁生即亚科布•亨宁森（Jacob Hanningsen，1849-1913），是上海大北电报公司总经理。[20]

 

作为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李鸿章选择大北公司主要还是因为丹麦有别于英、法等列强，一直是个中立国家，并不热衷于谋取在华政治利益，与之合作，中国的电报事业可保利权自主，而不致被外人所操控。

 

民国十年（1921）再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局部，丹麦国旗为笔者所加。

 

介绍完大北公司，我们将话题返回到大阮府胡同。白慕申称这座宅子为“清王府”（the Manchu Palace），并说王爷辛亥革命以后回了奉天（沈阳）。翻开民国初期的地图，大甜水井、大阮府胡同和菜厂胡同是由南到北并列的三条胡同。在大阮府胡同的南面，大甜水井曾有伦贝子府，是清宣宗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的孙子贝子溥伦的府第。[21]北面的菜厂胡同有学者考证曾有清太宗第十子辅国公韬塞宅。 [22]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关北京清王府的研究资料尚未涉及到大阮府胡同，因此白慕申的说法暂时存疑，有待于这一领域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关于这座宅子的院落格局和建筑元素，白慕申书中借助马易尔的双眼，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但没有注明资料的原始出处：
“这马上使马易尔发生了兴趣，他们去看了美丽古老的中式风格的‘丹麦博览会’，一条昏暗的小巷——‘胡同’通向有门房和马厩的大门，由于正对大门的视线被一道灰墙阻隔，无法看到院内，这是传统的将邪怪挡在外面的‘灵墙’。穿过一个月亮门进到一个石板铺路的院子，院子四周都是房子，院内和里面的其它小院摆设着铜的雕像，有小松树和由屋顶垂下的花盆，花盆里是芳香四溢的鲜花。房子由通道连接，通道上方是精心装饰的斜屋顶，支撑屋顶的是红色的柱子。房屋正面走廊的顶篷上装饰着色彩明快的花卉、动物和山水的绘画”。

(原文: Vilhelm was immediately interested and they went to look at the Danish Mess, built in the beautiful, old Manchu style. A small dark alley, a hutong, led up to the large, outer gate with its porter’s lodge and carriage yard. It was impossible to look into the compound area as the view directly within the gate was blocked by a grey wall. This wa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wall’ designed to keep out the evil spirits. Through a round moon gate you entered a flagstone courtyard surrounded by four buildings. In the courtyard and in the other small courtyards further on there were bronze statues and small pine-trees while flowerpots overflowing with fragrant flowers hang from the roofs. The buildings were connected by paved passages under elaborately ornamented pitched roofs supported by red columns. The ceilings of the passages protecting the verandas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s were decorated with brightly coloured paintings of flowers, animals and landscapes.) [23]

 

这幅照片可以做上面这段文字的注解。从中可以看到房屋苏式彩画的前廊，廊内悬挂着花盆，所谓的屋顶（the roofs）实际上是廊内的顶篷。台阶两侧可能就是文中的铜雕像（bronze statues），但看着更像石像或陶俑，将这种东西摆在院内，又一次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正房包括三大间屋子，餐厅、客厅和起居室，背靠正房是几间客房。正房后面展现出一个古老的中式花园，一口有着精巧井盖的水井，还有假山，假山上还有山洞。布莱克的房子在院子里面，余下的几间房子作为厨房和仆人的房子”。(原文: The main house consisted of three large rooms—a dining room, hall, and living room—and several guest rooms at the back. Behind the main building lay an old Chinese garden with a beautiful covered well and an artificial terrace of stone grottos. Sophus Black’s house was further on in the compound and the remaining buildings served as the kitchen and servants’ quarters.)[24]

 

“马易尔可以随时接手租赁，但是布莱克打算在几周以后结婚，意欲留在他当前的住处，这是一处建在土丘上的相当小的房子，从前被用作王府里演戏时演员的更衣室”。（原文：Vilhelm was welcome to take over the lease, but Black, who was going to be married a few weeks later, would like to remain in his present residence. This was a fairly small building on a hill and had been formerly used as a dressing room area for Chinese actors performing at the palace.）[25]

 

综上所述，这座住宅是一个三进院，一进院有门房和马厩；二进院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正房三间前出廊，抄手游廊连接各房；第三进院是花园，南房与二进院正房勾连搭，除附属群房和假山之外还有一座戏台，就是文中的土丘（a hill）,建在戏台上的布莱克的房间是座小型的戏楼，戏楼的前廊就是下面将要看到的约翰内斯•保尔森（Johannes Poulsen）所说的阳台（the veranda）。

 

Open Doors里还谈到在阿列斐伯爵的公使馆成立以前，“丹麦博览会”发挥着后来公使馆的部分功能，即北京丹麦人小团体的会所和丹麦访客的旅舍。此前有两位丹麦名人曾短期游览北京，作为布莱克的客人住过“丹麦博览会”。对于丹麦著名演员约翰内斯•保尔森来说，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的逗留成了他长途旅行的高潮。他在日记里记录了1915年6月到达这座城市的情景和感受：
“我们进入北京了！火车沿着壮丽的城墙奔驰，城墙上建有雄伟的城楼，如此景观我平生从未得见，这里是几千年历史的辽阔的中华帝国。我们到达了车站，等候在那儿的亨宁森和布莱克迎上来问候我，我们驱车去了使馆区的俱乐部，享用了杜松子酒之后紧接着去了丹麦博览会。北京太可爱了！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还有奇妙的中国街道。亨宁森去了办公室，我去了布莱克的家，看了他的收藏。他和其他丹麦人一起住在华丽的有纸窗的中式住宅里，一座古老的中国王府”。
（原文：Two famous Danes had recently visited Peking as Black’s guests in the Danish Mess and had recorded their reactions. The city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the famous Danish actor, Johannes Poulsen, his stay in Peking being the climax of his long journey. He wrote in his diary of his arrival in the city in June 1915:
The train ran along a huge city wall ornamented with colossal Chinese towers as we approached Peking.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This was the vast thousand-years-old Chinese Empire. We arrived at a station. Henningsen and Black were there to greet me. We drove to the club in the Legation Quarter where we had a gin sling and then continued on to the Danish Mess. It was lovely in Peking—bright, clear air, wonderfully odd Chinese streets. Henningsen went to the office. I went to Black’s house, saw his collections. He and the other Danes were living in the most magnificent Chinese house with paper window panes, an old Chinese palace).[26]

 

这里的亨宁森是亚科布•亨宁森（恒宁生）的儿子，后者已在距此两年前去世。老亨宁森1897年5月13日代表大北与盛宣怀在上海签订电报合同。后来离开大北回到丹麦，与马易尔几乎同时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亚洲商业公司（Asiatic Trading Company）,就是慎昌洋行成立初期代理的那家丹麦公司。他著有几部记录清末中国的书籍，如《天朝：中国概略》（Det himmelske rige: Skitser Fra Kina）(1887）,《中华志：中国人的类型和梗概》（Djung rhua dji: Kinesiske typer og skitser）(1894）。[27]

 

“住在这座清王府里，约翰内斯•保尔森很惬意，尽管去四郊的远足有时可能疲惫：
我骑马骑得很累，穿行在北京悠长、宽阔的土路上尤其不好受。晚上去丹麦博览会用餐，然后在布莱克房间前的戏台上我为他们唱歌，讲安徒生的童话《碎布头》”。
(原文: Johannes Poulsen enjoyed his stay in the Manchu palace, although the excursions to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could sometimes be tiring:
I was tired of riding-traversing Peking’s long, wide, hard-packed earthern streets was especially bad. Went to dinner at the Danish Mess in the evening. Afterwards on the veranda in front of Black’s rooms, I sang for them and told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Story ‘The Rogs’.)[28]

 

保尔森的日记使人心生感慨。经过将近100年的变迁，当年令他惊叹的北京早已离我们远去，雄伟壮丽的城垣幸运逃过了战争的枪炮，却在和平时期的锹镐下大部分荡然无存；伴随推土机不断围猎的狞笑，濒临消亡的古老街道凄惨地哀号；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清新的空气已成奢望，这里已是世界上空气最污浊的都市之一。北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丑陋，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低俗……
 

约翰内斯•维尔海姆•延森（Johannes V. Jensen, 1873-1950），丹麦及北欧著名作家，194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873年出生于丹麦北日德兰（North Jutland）的一个农村，20岁从维堡（Vibrog，丹麦北日德兰的中部城市）一所中学毕业后，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医学，其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以此维持生计。三年以后延森做出抉择，辍学并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之中，而医学学习打下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对他以后的创作倾向影响很大。1898-1910年，陆续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描写故乡希默兰（Himmerland）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后来结集出版为《希默兰的故事》（Himmerlandshistorier）。1900-1901年创作完成长篇历史小说《国王的没落》(Kongens Fald), 讲述十六世纪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二世由于主张革新遭到封建贵族势力围攻、迫害，悲惨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故事。延森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1906年出版的《诗集1906》（Digte 1906），是以冰岛中世纪传奇为素材的叙事诗集。1908-1922年通过一套六部长篇系列小说《漫长的旅程》（Den lange rejse），阐发了他的进化理论，从远古冰河时代的北欧一直写到十六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作品具有史诗的恢宏气势和优美奇特的风格，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力以及渊博的人类学知识。

延森曾多年作为自由撰稿人从事新闻业，1902开始环球旅行，游历埃及、巴勒斯坦，还有马来亚、日本和中国，并几次访问美国。[29]

 

1913年的冬天，丹麦作家、1944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内斯•维尔海姆•延森（Johannes V. Jensen）曾经在这里与布莱克一起住过，他在1915年出版的散文集《对我们时代的介绍》（Introduktion til vor tidsalder）里这样描述了在北京胡同中的生活：
“我被安排在大门旁的一间房里。由于火炉发出煤烟的气味，第一天晚上我没有关门，从床上可以直接望到街上。墙像纸一样薄，那是糊上了纸的木隔扇，所有声音都能穿透它，脚步声，交谈声，奇怪的呼喊声，远远近近的声音交织在一起，[30]沉闷的踢踏声由外面土路上传来，像打谷场上的马蹄声，身穿蓝色长衫的人群进入到了门道的光影里。在这些嘈杂的声音里我终于睡着了，桌上的蜡烛燃烧着，我的潜意识或多或少地还停留在街上。
后来那天夜里来了一个高个穿长袍的人，他手持灯烛，盯着看了看我，把蜡烛吹灭了，那是个守夜人。奇怪的、悠长的呼喊声不断传来，人们还在来来往往。还有一种像什么东西的一层在另一层上快速移动发出的粗重的声响，北京的居民好像是整夜都不睡觉”。
(原文：Two years earlier, Johannes V. Jensen, the Danish author and future Nobel prize-winner (1944), had stayed with Black. In his Introduktion til vor Tidsalder[Introduction to Our Time] he wrote:
I was given a room near the gate. The first night I didn’t close my door as the stove smelled of soot and from the bed I could look directly onto the street. The walls were as thin as paper, they were made of paper-covered wooden screens, every sound penetrated, footsteps, talk, strange cries near by and far away a Bable of voices, a hollow thud as of horses on a threshing floor passing outside on the hard packed road, crowds of people in blue tunics passing into the light of the gateway.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I fell asleep, my candle burning on the table and my head more or less out on the street.
A long-robed creature holding a torch stood over me later that night and blew out the candle. The night watchman. Strange, long cries sounded, people still thronging by. A thick sound as of layer rustling upon layer, the inhabitants of Peking, who did not seem to go to bed at night). [31]

 

延森不愧是文字高手，写来生动传神。我的一位平时喜欢看欧美大片的同事，对这段文字的评价是“极有镜头感”；一位网友看过后说，“现在我想起来在南池子居住过的情形，甚至能想象出作者描绘的声音”。文中“奇怪的、悠长的呼喊声”（ Strange, long cries）也许就是旧京冬夜里的那一声声吆喝：“半空儿――，多给！”，“萝卜赛梨咧――，辣了换！”来来往往的人群莫非是吉祥戏院夜场戏的观众？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各店铺的顾客和店员？而“一层在另一层上快速移动”（layer rustling upon layer）一时还真想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声音。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阿列斐伯爵终于要走了。1920年4月3日北京出版的报纸《群强报》在第三版《本京新闻》发表了一条题为“丹使出京”的消息：“丹麦驻京公使阿列培氏带同随员五人，于二号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由东站乘京奉车出京回国，各国要人赴站前往送行者甚多”。[32]

 

上集完

 

参考书目：

1. Christopher Bo Bramsen，Open Doors: 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 Curzon Press，Richmond, Surrey,2001
2. 《从光辉灿烂的昨天到生机盎然的今天－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1846-2006）》（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 Shanghai region 1846-2006）,[丹] 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韩悦仁（Hans Jørgen Hinrup）合著，陈颖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
3. 赵尓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
4. 丹麦前驻华大使白慕申（Christopher Bo Bramsen）著，林桦译，中英文本《和平与友谊：丹麦与中国的官方关系1674-2000》Peace and Friendship: Danmark’s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674－2000, NIAS, Copenhagen, 2000。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6. 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注释：

[1] 参考书1，p134。
[2] 参考书1，p5。
[3] 参考书1，p45-56。
[4] 参考书1，p57-60。
[5] 参考书1，p66。
[6] 参考书1，p71。
[7] 参考书1，p72-73。
[8] 参考书1，p62-63。
[9] 参考书1，p92。
[10] 参考书1，p94，p103-109。
[11] 参考书1，p110-112。
[12] 参考书2，p50。
[13] 参考书3，第16册，p4461。
[14] 参考书4，p52。
[15] 参考书1，p22-23。
[16] 参考书3，《邦交七• 瑞典那威、丹墨、和兰、日斯巴尼亚、比利时、义大利》，第16册，  p4649-4650。
[17] 同上，《李鸿章传》，第39册，p12018-12019。
[18] 参考书3，第16册，p4462，p4472。
[19] 参考书3，第16册，p4462。
[20] 参考书1，p28；参考书5，p203 ，其中Jacob写作Jakob，本文采用几位丹麦作者的写法。
[21] 参考书6，p207-209。
[22] 同上，p102-103。
[23]，[24]，[25]，[26]，[28] 参考书1，p112-113。
[27] 参考书5，p203。参考书1，p59。
[29] Johannes V. Jensen，Autobiography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Nobel Prize：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44/jensen-autobio.html；Johan V. Jensen,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annes_Vilhelm_Jensen；
王国荣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上卷），p910-911,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1月；宋兆霖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月
[30] Bable of voice可能是一个成语, 形容各种嘈杂的声音，直译就是：声音的巴别塔。
[31] 参考书1，p114。
[32] 首都图书馆《北京记忆》网站，《昨日报章》版，《群强报》，链接：http://www.bjmem.com/bjm/zr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