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模版的“身份证”
(2022-09-28 16: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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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史话义勇军进行曲模版信息历史片断求证 |
“事实上，在收集国歌相关资料的初期，也是一波三折。”岳雯介绍，在最初想要寻找国歌唱片母版的时候，由于百代唱片公司歇业已久，后续接手的上海唱片公司一时找不到第一张母版，“由于我们做档案工作的人有职业习惯，经常会去旧书市、旧书店收集老资料，时任区档案局局长励富民就经常去文庙淘旧书、旧资料，期间从坊间获得一条重要消息，找到了国歌首张唱片的民间收藏者，并通过他提供的信息，最终确认国歌唱片母版编号，百代小红楼才能找到并在如今展示厅展示。”
竟然有这事！“上海唱片公司一时找不到第一张母版”？是什么年代的事？报道中提到“时任区档案局局长励富民”，如果能查到励富民的任职信息，就能推断出年代。于是，我抱着侥幸心态上百度搜“励富民”，没想到蹦出来的第一条信息竟是2022年9月27日《新民晚报》刊登的标题不同、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可能是网络版，因为我在纸质的晚报上并未找到这篇文章）！
事情搞大了。看来真要弄弄清楚了。
报道中提到的百代唱片公司，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大的一家唱片公司，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在唱片市场上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后受内战影响，经营状况急剧恶化，于1949年2月发出解雇职工的通知，5月已处于实际停产状态，宣告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谢幕。上海解放后，公司无意复工，开始出租空置的厂房，并准备将设备和唱片模版运往新加坡。1951年秋，华东工业部通过上海市政府外事机构与英商洽谈租赁事宜，并组织百代员工成立复工委员会，派代表向英商提出复工要求。1952年1月5日，经多轮谈判，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与英商签订了厂房和设备租赁合同，在百代公司的原址上建立了华东工业部上海唱片公司。
这应该就是报道中“百代唱片公司歇业”、上海唱片公司“后续接手”的历史背景。
百代唱片公司留下的数万面唱片金属模版，虽然不在合同中的“租赁”之列，但仍存放在版库中，由上海唱片公司（后几经整合，先后易名为中国唱片厂、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代为保管。直至1988年1月，根据中英政府间1987年6月5日签订的《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双方终止租赁关系，与厂房等一并作为国有资产，由中唱上海公司估价入账。
数十年来，这批百代公司留下的老唱片模版一直有专人保管、整理，1964年编辑印制了《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其中第261页便记录着《义勇军进行曲》的版号为A2395。如果说，有关方面是在1964年之前寻找《义勇军进行曲》的模版，而上海唱片公司“一时找不到”，还是有可能的，但若1964年以后发生此事，只能说是没找对人，或者回忆者的记忆有偏差。
2008年，中唱上海公司出版了一套《上海老歌》，20张CD，全部是1930-40年代百代、胜利、大中华等唱片公司录制的歌曲。其中一张“左翼进步歌曲”，收录了这首1935年录制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了增加这套唱片的史料性，我们在出版物中尽量注明每首歌的模版编号、唱片编号、录音日期和出版日期，但因时日久远，难免有缺失。《义勇军进行曲》的标注是：
模版编号：百代A2395
唱片编号：百代34848B
录音日期：1935年5月9日
出版日期：1935年7月
当时参照的是一本旧的录音登记簿，上面有版号、片号、出版日期三项，没有录音日期，工作人员在模版套上看到了1935年5
月9日这个日期，便把它作为录音日期了。
2012年，中唱上海公司全面启动老唱片模版和百代公司旧文档的整理工作，理出多本原始的录音登记簿，其中一本中记录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日期：1935年5月3日。那么，写在模版套上的日期应该是制版日期。3日录音，9日制版，这很合理。虽然之前的出版物有了“瑕疵”，难免有些遗憾，但一点点扫去浮土、拨开迷雾，厘清了《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录音的“生日”，使它的“身份”信息更清晰，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篇报道，我觉得，通过民间收藏者提供的信息才“最终确认国歌唱片母版编号”不大可能，通过那样的途径“百代小红楼才能找到”这张母版“并在如今展示厅展示”更不可能。从2019年开始，徐汇区文旅局与中唱上海公司就百代小楼的策展方案、展品取舍商讨多次，《义勇军进行曲》的录音记录、金属模版是最先确定的展品。而十多年前上海国歌展示馆筹建时，中唱上海公司也提供了相关的展品和资料。
虽然我对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有所质疑，但还是要感谢报道的采写者和回忆者。历史的片断一目了然的少，大多扑朔迷离，需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一歩歩接近真相。有更多的人关注、讨论、求证，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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