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希（古希腊、希伯来）传统中建构起来的西方美学是在外在的审美对象中去寻求审美灵感、获得审美享受，因此，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划分得十分明晰；而在华夏礼乐文化传统中建构起来的中国美学则没有明确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分野。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是追求一种雅化的人生状态，即审美理想和审美灵感并非来自外在的审美客体，而是来自人自身的生命状态。雅化人生的根本目标是建构起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儒学思想家对士大夫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特征的整体性概括，涵盖士大夫的情志意志和品德行为。士大夫进德修业的主要目的是使自身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雅化的人生状态是在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因为追求超凡脱俗的君子人格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诉求。

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氛围成为文人士大夫接受雅化训练的文化场域，由于知识分子长期浸淫于诗教、礼教、乐教的文化传统之中，贵族雅文化的熏陶促使他们形成温文儒雅的气质和风度。具备雅致的君子人格是士大夫参与社会生活和进行艺术活动的重要前提，中国美学崇尚雅致的人生状态，以精致典雅作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致的人生境界对士大夫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审美理想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对贵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礼仪制度的等级原则和秩序原则使他们恪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升降进退之容、外交场合酬酢应答之举都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交流，而是要做到举止优雅、言辞富有文采，体现出士大夫的自信与从容，体现出士大夫高雅的精神情趣和审美的人生态度。

孔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塑造君子人格基础上的。孔子认为雅化的人生状态是内在修养与外在气质的完美融合，《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雅的外貌与丰富的内涵才足以成为君子，对士大夫文质并包、文质兼备、文质一统的期望体现了儒学思想家基本的价值诉求。贵族子弟在知、情、意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既是一种审美的人生状态，也是担当起安邦治国重任的前提和基础。举止端庄凝重、气质温文尔雅一直都被视为贵族阶级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理想也是审美理想，成为激励文人士大夫不断追求自我人格完善的价值目标。

孟子的美学思想同样是建立塑造君子人格基础上的。《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是孟子对审美人生状态的界定，所谓“充实”是指个体人格的内在伦理品质充盈丰盛。孟子认为外在的“美”需要内在的“善”来支撑，丰盈充实的道德修养足以给人形成灿烂光辉的直观感受。《孟子·公孙丑上》记录了一段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这段对话可以视为对“充实之谓美”的注解。“‘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说得很明白，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是与道德仁义相匹配的。仁义道德、浩然正气是构成孟子人格理想的两大支柱，也是构成孟子审美理想的两大支柱。

荀子的美学思想也是建立塑造君子人格基础上的。《荀子·劝学》：“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在这里，“全”与“粹”都是指人的学问与修养。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子在哲学上持性恶论的理论主张，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礼乐文化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摒弃人性中“恶”的成分，才能使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性臻于完美，才能使感性的审美体验与理性的伦理道德和谐统一。显然，荀子的人格美学十分苛刻，他所期望的理想人格是人品高洁、仪态端庄、落落大方、十全十美的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

在儒家文化视阈下，君子是“道”的担当者、领悟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君子人格以审美为起点，以社会责任担当为终点，这既是一种人文情怀，也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