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婶母，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要称“妈妈”。庄稼地里的农活儿往往由我大叔挑头，婶母跟着干活儿，样样卖力。家务劳动也离不开她，诸如担煤、弄炭、担水、磨面等等。她大脸盘、剪发头、大脚板；她脾气好，挺憨厚，从未和我们生过气，或者说过一句高声话。自我母亲去世后，这位“妈妈”成了我最亲近的人。

　　１９４８年秋天，大叔把担水的任务给了我。楸木板做成的大筲罐（水桶）我担不动，大叔就把废弃的煤油桶擦洗干净，在它的两个耳环上加了一道粗铁丝，又为我刮削了一根小担杖，让我到村西水井去担水。我第一次担水回到家，大叔还动用了大秤，两只水桶加水总共４４斤重，而我当时只有８岁。婶母见我在担水，非常痛心，她跟大叔说：“还是让我抽空儿去担吧。孩子身子骨还嫩，伤了筋骨就说什么也来不及了。”婶母本来是一位不爱言语之人，她既然说出这话就表明她心里装着这件事。后来，她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替我担起筲罐去担水；即使让我自己去担，她也要一再嘱咐：“汲水一定要小心，不要站在井台的边沿上。水桶掉在井里不要紧，人可不能掉进去。”又说：“记住每次装半桶，可不许装满，不然会让奶奶着急的。”

　　回首往事，村西的那眼水井越发不能忘怀。井是甜水井，汩汩涌涌的泉眼有酒盅那样大小。井台有一人多高，全用白色砂石垒砌而成，井里始终保持着齐腰深的清水，清澈见底。联想到古代那位伯益简直是圣人，他望穴把脉，掘地凿井，此等创制一直传承数千年，后人得以受惠。

　　村西那眼水井和天下所有的水井一样，本可以上通九天化为云霞，下贯原野汇为江河，然而应乡民之约，存蓄为池为井，供众人饮用。它忠于职守，不辱使命，即使滴水成冰也依然坦荡、热情。它与四邻为友，急路人之所急，供乡民之所需；清净而又显得通达，纯粹而又显得充实，具有大自然长期陶冶之美德。

　　大凡在人的思绪中，各自都有专注的目标，这一目标或许就是安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