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魏明帝痛恨浮华之士，对吏部尚书卢毓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于是让散骑常侍刘卲制定考课法，刘卲制定了《都官考课法》72条供百官讨论。

    群臣对这种考绩之法，多有非议，傅嘏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这种考绩是治国的细微末节，“本纲不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结果久议不决，事竟不行。

    的确，这种考绩的具体工作繁琐庞杂，最后形成分数，多一分者就比少一分者优秀？当然未必，而且很容易被用来作弊徇私。

    司马光就此事写过一段很长的议论。他认为识人之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意谓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属下能否胜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就会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这个道理很有现实针对性，也比较在理。

    司马光认为，“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其核心意思就是，内心正，根据属下的实绩来选人，肯定能选好。他认为，选人这种事，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要用自己的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怎么能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交给职能部门去做呢？今天看来就是，对于一个单位来说，可以听取别人意见，但主要领导者最后要拿定用人主意，不能全部交给组织人事部门去做。

    司马光也指出了一种用人的实际：“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他认为，如果用人者凭喜好怒恶来选人，听别人意见毁誉各半不能决，考核事迹又文书具备却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这样即使制定再好的考核办法，也得不到真实情况。

    司马光的看法是，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刺史又居于一州之上，九卿居于属官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就不会有什么烦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