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望族桐达李家。他的第一个名字是年逾七旬的父亲李筱楼起的，文字辈行三，大名李文涛，字叔同，乳名成蹊。后来，他根据自己的境遇和心情变化，为自己起过数不清的名字，直至暮年，他仍在为自己起着各种的别号。

    五岁丧父的世家公子李叔同，从小看尽人间繁华，亦看见人情淡薄。母亲地位低下，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更见凄凉，母子俩相依为命，因长兄已逝，担起家庭重责的是比他年长十余岁的二哥李文熙，文熙是他幼年的启蒙老师。

    庞大的李家，住了不少寂寞无主的人，比如李叔同的长兄文锦之母、妻、媳三代寡妇，亦是三位终日吃斋念佛的居士。而李筱楼自己，是佛门居士，他为自己安排的临终助念、往生超度及佛事，在年幼的李叔同眼里，是一场又一场玄妙戏剧表演。而李叔同最终走向佛教，与幼时影响确有关联，但并不是主因。否则他不会在东渡扶桑后，和日本妻子一起信奉天理教，也不会在虎跑断食时，一边看佛经，一边抄天理教的诵词，断食结束后，他还对道家产生过一阵兴趣。

    六岁启蒙读书，李叔同最喜欢念的一句是《增广贤文》里的“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人情冷暖，从出生便在体会。他聪明早慧，不爱生意经营，偏爱金石诗歌，这是天性，也是逃避。

    二十岁，戊戌变法失败，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闲章令他莫名进入康梁同党的嫌疑名单，他携母亲与发妻避祸沪上。李叔同对政治没有多大抱负和兴趣，应景的诗，写过不少，不过是应景罢了，以诗寄情，聊慰哀愁，是他那个时代不少文人都做过的事。

    二十六岁，母亲在上海去世，李叔同携妻子与两个幼子扶灵回天津，为母亲举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西式告别仪式，后赴日本留学，改名李哀。他曾说过，从那时起，他的人生就是不断哀愁，直至出家。出家，是李叔同人生全新的转换。

    如他的高徒丰子恺形容他时用的“人生三层楼”比喻。

    第一层是物质生活。李叔同真正富足的生活，是从出生到二十六岁去日本留学直至五年后归国。但这并不代表他真正富有，他没有实在地掌握李家的经济大权，二十岁时，携发妻和母亲迁居上海后，他的花销来自桐达李家在上海的钱铺分号，按月领取，类似赡养费。特别是三十一岁归国时，经历天津李家破产，到出家前几年，他的教员薪水曾经每月被分成四份：一份给上海的妻子，一份给天津的妻儿，一份给日本的刘质平，最后一份留给自己。虽然一直面对着不堪的经济问题，却也没有真正潦倒过。他的物质观始终是虚无的，即便是衣食不缺的生活，也不能令他的人生止步不前。

    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并不能令他满足，爱情应该算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也不能令他满足。他在歌台舞榭上寻找爱人，亦是寻找另一个不同的自己，归根结底，是他要寻找别样的美之存在。在天津时和杨翠喜的戏曲交流，在上海滩和李苹香的笔墨往来，与歌郎的寄情唱和，以及赴日本后与第二任妻子的画室之恋等等，爱情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从关于他的资料中，并没有查得他对日本妻子的热情，更不要说发妻俞氏，他主观上并不愿意她的存在。艺术上，他博古通今，诗词、书法、篆刻、绘画、戏剧、音乐……在不同领域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是一个跨界奇才，每一个领域，他并非是做得最好的，却是做得最早的；他十分忠实于自我感觉，不以名利为先，而是源于超乎常人的兴致。他做事会半途而废，并不是这些事不能做好，而是当他发现无法获得新的快乐时，便在其他方向开始新的探索。

    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他有着旁人所不能及的人生欲望，且欲壑难填，他的欲望最后超越了物质和精神，需要达到审美境界的高峰，抛弃前尘故往，毅然选择出家。这件事，只是满足灵魂生活的第一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多数人停留在第一层楼，少数人到达了第二层楼，只有绝少的人才能爬到第三层楼。到了第三层楼后，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僧门中，素来讲经者众，讲律者罕，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出家起立下誓约：不当住持，不为他人剃度，不作依止师即佛法的传授、解惑者，而是成为学者型哲僧，他精修净土宗与华严宗，并受马一浮等友人的引导，研究已失传七八百年的南山律，在僧界走出一条独特的光明道路，最后成为南山律第十一代中兴律师。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从红尘中人到一代高僧，如何一步步迈向第三层楼，实现人生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