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没有这个天赋，曾有人攻击鲁迅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并因此将1934年3月出版的集子命名为《南腔北调集》。但普通话不好、“有些口吃”，并不影响鲁迅这些演讲词的魅力，并不影响鲁迅演讲的成功，因为演讲除了这种表演性，本质上是用语言来进行表达，因此，语言应用的水平和情感、思想表达的深度与力度，才具有决定性。
　　一篇演讲词是否成功，是由以下几个效果决定的：
　　首先，演讲必须有鼓动性与感染力。用简洁的、口号化的语言，采取便于被听觉把握和便于口耳相传的修辞方式，这是演讲的现场性的要求。“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在演讲中所用的这些句子，在现场一定会引发掌声。还有这些话：不要“读死书”，还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读书”，还要关心社会世事；不要“读书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些话语，显然能产生入耳入心的效果。演讲不是用来讲道理的，演讲的魅力，就是感染与鼓动，可以没有文采，可以不会发声，可以不够悦耳，但必须具有鼓动性与感染力，演讲是作用于行动的艺术。
　　其次，只有智慧，才能深入心灵。在一篇名为《少读中国书，作好事之徒》的演讲中，鲁迅说了一段现在看来有点偏颇、但在当时很有针对性的话：“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书，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的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其中感慨颇多，但其中的智慧，却是需要我们不断回味的，这应当是所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粹论者应当再看看、再想想的话。
　　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在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评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分析，多少年后仍然足以让有良心的知识阶级自省，这就是思想与智慧的力量。
　　第三，演讲在叙述上有一种技术，它总是从“我”开始，而以“我们”结束。从“我”开始，意味着个人的真实感受，真想法，是演讲的出发点，演讲是不是吸引人，首先取决于这个“我”是不是够真诚，修辞立诚，这是一切艺术得以成功的铁律。以“我们”为结束，意味着把个人的感受转变成了集体的感受，个人的思想，唤起听众的普遍共鸣，这种普遍共鸣，正是演讲想要达到的效果。鲁迅先生深谙此道，他的每一次演讲，总是从“我”的角度娓娓道来，最后推向一个号召性的强音，导向“我们”。可见，演讲是关于“大我”的艺术。
　　第四，现实感是演讲成功的前提。人们听演讲，是出于对演讲者所讲之事的“关心”，也是想了解“真相”，对于身边事的关注，对于利益相关之事的关注，总是人们学习和阅读的原因。演讲者必须关注现实，关注大问题、大事件，但他不是现实的转述者，他是评论员，是密探，是分析师，他必须讲出他对问题怎么看，他还必须告诉听众“应当怎么看”，没有对现实的关切，演讲就没有必要，演讲是介入现实的一种手段，甚至是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伟大的演讲者，往往是伟大的革命者和行动者。《回响》这本小书的编者总会补充一些关于演讲现场效果的细节，这很有趣。这些细节向我们提示着鲁迅演讲的“现实感”——它反映着现实的问题，记录着听众现实的关切，解答现实的问题。在《娜拉出走怎样》《无声的中国》《在上海野风画会的演讲》等篇目中，就体现着这种深刻的现实关切，甚至连学术性的报告，都由于这种关切，而体现出思想的魅力，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演讲应当是当代人的基本技能，用现场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实现目的，这不仅仅是政治家的技能，这应当是每一个公民的技能，可惜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太重视这种技能的训练，看看这些演讲词，或许能启迪我们怎么去表达自己，怎么去交流。
　　最后，用鲁迅的一句演讲词来结束这篇文章——“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