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习颜真卿书法《乞米帖》时，我总是结合《颜氏家训》和《书论》，如后人所言，“若不知颜氏的性格，若不知颜氏的人生经历，若不知颜氏的修为，反比着葫芦画瓢，就会写坏手，把字写成‘墨猪’”。凡人凡事不能只知其成功，更要了解、学习其中的根由。随着阅历的丰富，我对书法创作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早在公元前30年，西汉文学家、哲学家扬雄就鲜明地指出“书，心画也”“书可观而不可尽”。以书达言的文学作品，其文章内容人人都可以看到，但文章表达的思想难以尽识，所以扬雄的观点便揭示了书法与书写主体之间的关系，书写者的思想感情、创作技巧和学识修养共同决定着书法的表达。

　　再看《乞米帖》，其实是一个借条。颜真卿作为颜鲁公身居高位，怎会借米度日？原来，当时受安史之乱重创，恰值关中大旱、江南涝灾，加之宰相元载推行“厚外官而薄京官”的俸薪政策，导致为官清正、毫无积蓄的颜真卿生活异常拮据。他和夫人带头一日三餐以粥度日，数月之后，罄竭瓢空，遂决定借米。向谁借呢？他不向朝廷申要，不向贪奸求要，不向富贾人家索要，而是向为人耿直、忠诚孝悌的好友李光进乞告。于是，这一名垂书坛青史的《乞米帖》便诞生了——“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秖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千烦也。真卿状”。

　　难道颜鲁公就像字条中自嘲的那般“拙于生事”吗？颜真卿身为三朝重臣，加之岳父韦氏家族、伯父元孙和二兄允南，故交可谓遍于朝野。况且在平原郡时，身处虎狼之地，他能一边积极做好平反叛乱的准备，一边蒙蔽安禄山的耳目，怎能不会“生事”之法呢？所以借米，只是因为颜鲁公有发自于内心的不可屈的刚正之气。

　　这种刚正之气也渗透在他的书法字体之中。颜体书法气势磅礴、富有阳刚之气，即书法有“筋骨”，这无不是其人格气节的体现。回到其《乞米帖》，可见其作“横折”“竖弯”笔画时，笔锋多不离开纸面，只是稳重地提起，然后折或弯转换方向逐渐按笔，没有明显的重新起笔，字字开阔，风骨凝厚。

　　结合颜鲁公的其他字帖，尤其是《争座位帖》，可以在比照中对其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争座位帖》系颜真卿与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书信，千余字，内容是对郭英乂安排文武百官的座次不当提出异议。信的开头就铿锵点题“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并直言不讳地引用“古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愿仆射与军容为直谅之友，不愿仆射为军容佞柔之友”，直接指出郭英乂于菩提寺行香时，藐视礼仪，谄媚宦官鱼朝恩，致使其礼遇高于六部尚书……其书迹虽为秃笔之作，却用笔圆转外拓，顿挫郁屈，雄劲浑厚，字里行间洋溢着忠义之气。这正如宋代文人欧阳修《集古录》中反复言及的“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都十分强调颜鲁公书法与其人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时过千年，如今再读《乞米帖》的内容和书迹，莫不令人肃然起敬。再对比宋代的蔡京、秦桧，明代的严嵩和清代的和珅之流，其官位和书法都不寻常却未标榜千古，原因正在于书品不离人品的“定律”。颜鲁公忠贞清廉为官的人格操守为其书法增辉添彩，可谓不求其名而反显其名也。

　　反观时下，喜研书法者众，有的地区甚至成立了专门研究颜真卿书法的机构，但大多都是研究书法的技法和风格的变化等，违背了“书为心画”的古训。更有甚者，一边临习《乞米帖》，一边心想“生事”——想获奖或想出名，违背了“慎勿以书自命”之祖训，难怪世人嗤嘲当代颜体有“墨猪”之弊。书法教育如果捡了叶子却忘了根，一定会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间失了平衡。

　　由此再看《乞米帖》，它不仅是大唐清官不以贫贱为愧事、恪守正道的见证，也是当今艺术工作者认知书品与人品的样本之一。即便今天的生活条件无须再“乞米”，但依然需要固守住一些根本理念——正气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书法的根，而学问修养则是滋养书法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