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有关红楼之书不能不读。一本是周汝昌晚年为张爱玲写的《定是红楼梦里人》，另一本是张爱玲花了十年时间所写的《红楼梦魇》。一个终生研红的学者，到了近90岁，还情系张爱玲一部书，真是人间稀少的红楼缘事。
　　周汝昌在个体生命已剩不多的时间里，专写了“张爱玲与红楼梦”。试想对一个老年人，要多大的决心，花多少的时间。何况那时，周老已目盲，张爱玲的书，只能听女儿一边念，一边记下要点，然后撰成此书。这精神多可嘉，对红学多热爱，且多么看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惜当此书出版时，张爱玲早离人间。
　　周老先生认为张爱玲写出《红楼梦魇》，“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并说，“若论真才女，张爱玲其庶几乎？未见第二堪与比肩者也。这就是我想写写她的夙因”。还说，“我现今对她非常敬佩，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于企及”。这些赞美，又凝结在一首纪念张爱玲的诗里：
　　几回掩卷叹张君，红学着堪树一军。
　　巨眼燃犀貂狗判，奂乎绝异俗钗裙。
　　这般评价，能从一个经历丰富、自身研究成果丰硕的90岁老人的口中说出，我想，是不可谓不高了。
　　周老对张自著小说的书装，同样赞口不绝。他说：“她所绘人物像，充分流露出一种英俊之气，是我所见的画像高手，令我折服。可见她绝非一个作家之名义所能‘框’住，她若从事任何一门艺术创作，都会是第一流的大家，对此我是深信而赞可不已的。”
　　读此，我想，周汝昌在视听俱残的晚年，细研一个和他同时代人的红学著作，足见其对张爱玲红学研究的推崇。尽管张的红学是天分极高的兴之所至，周则是数十年冷板凳地潜心研究，但两人对红学的终极领悟，却有很大共同点，都在探寻未遭后人篡改的“红楼真梦”，以及在红楼版本学上之共悟。
　　著有《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是红学大家，尤精考据，但他对张爱玲的考据工夫极表佩服。他在张著中找到大量共鸣点，感叹张爱玲“简直是个考证怪才，细到‘不可思议’，万难‘望其项背’”。因此，周老先生曾在《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的开头，赋诗一首《题张爱玲》：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张爱玲以她自己创作小说的经验，认为《红楼梦》基本上是虛构的文学作品，其中虽有“细节套用实事”的地方，但仍要回到文学的层面来研究它，而非去研究“曹学”，那将偏离主题。所以，张爱玲虽对胡适敬若神明，但她却不赞同胡适的《红楼梦》是“自传说”的论述。
　　《红楼梦魇》，也佐证了胡适曾经对苏雪林说过的话：“曹雪芹的残稿的坏抄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勘的资料的，不是供我们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诅骂的。”而张爱玲的高妙之处，正是用各种坏抄本，来比较并针对程本作批评而用，从而指出后四十回之不可取。记得胡适曾在1961年劝他的学生苏雪林：“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文字。”而周汝昌佩服张爱玲的，恰恰是张是在比较《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后，才写出《红楼梦魇》这本奇书的。
　　张爱玲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一无生命，二无感情。即读后心中顿生“枯寒”的感觉。周汝昌与之看法相同，并用诗作了呼应：“枯即无生寒似灰，可嗟无电岂成雷。深衷醇味风和韵，再读曹郞八十回。”前首诗中“早辨名貂联狗尾”，指的就是张爱玲对后四十回的否定。
　　当周汝昌读到张爱玲认可“脂砚”其人即是大观园中人物——湘云，与他的《红楼梦新证》看法一样时，真是喜从心来。因红学中人，大都不同意此看法。周不无欣慰地说：“……表明‘脂砚即湘云’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了。”
　　当然，周汝昌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也并非完全同意，对她提出的“拆补论”就作了质疑和驳辩。同时对张爱玲在研究中，并未对《红楼梦》及其主要人物进行评价也感到遗憾。
　　张爱玲故世后，周汝昌深感痛惜，曾赋《遥祭张爱玲》诗曰：“疑是空门苦行僧，却曾脂粉出名城。飘零碧海灰能化，寝馈红楼恨未平。附骨有疽遗痛语，卓锥无地抱深情。谁知此日纷腾誉，不见心灵说字灵。”他在《定是红楼梦里人·不尽思》中写道：“如今张女士已不在人间，国内兼通红学与英文的又稀如星凤，我又向谁去商量这些话题呢？”曲高和寡之感，令人叹惋。周老先生当年赴美国时与张爱玲擦身而过，未能共话红楼，甚至对“梦魇”两字有点反感。但如今这一切的遗憾，已经只能留给历史，人世间也没有了为《红楼梦》竭尽一生心力的周汝昌了。

                                 周汝昌：张爱玲与红楼梦

     2005年，周汝昌的《定是红楼梦里人》面世。
    《定是红楼梦里人》不仅仅是一本“研红”之书，还是一本“研张”之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张爱玲与《红楼梦》关系的图书；而且这本书是周汝昌2004年才写完的新书。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位耄耋老人在视力那么差的情况之下还写完了这本书呢？
    我想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还愿，二是补偿。1987年，周老去美国访问时，曾经很想去拜访张爱玲，但考虑到可能张爱玲也会把他视为用阶级眼光看问题的人，竟未能成行。如今写本书来，与九泉下的张爱玲交流，不可说不是还愿。周汝昌很早以前就接触到了张爱玲所著的《红楼梦魇》，但由于张爱玲将《红楼梦》与“梦魇”二字并列，引发了周汝昌的反感，竟没去读它，这一搁就是十几年，重新想起再读时，视力已经不行了，是他的两个女儿抱着《张爱玲全集》，将涉及《红楼梦》的部分读给他听的。这一读之下，周汝昌不但惊叹于张爱玲之才华禀赋，更是对某些“红学”观念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知己感，周老热情洋溢地写出这么一本《定是红楼梦里人》，这其中，自然也有几分对这位才女的补偿的心思。
    周汝昌对张爱玲的知己和赏识之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他读张爱玲的文字，总是会突然读到几句特别有灵气，特别精辟的话语，比如谈及高鄂的续书，张爱玲第一次用了“天日无光，百般无味”来形容，第二次则用了“枯寒”二字来形容，周汝昌不由拍案叫绝；二是周汝昌佩服于张爱玲在版本学和探佚学方面的耐心、敏锐和成就，给了他很大启发；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张爱玲和他一样，对高鄂的续书痛心疾首，张爱玲第一次痛斥高鄂，说他是“狗尾续貂”，第二次则说续书对《红楼梦》来说是“附骨之疽”，第三次，更是怒不可遏，说“高鄂死有余辜！”一直在为续书问题和学界很多“拥高者”斗争的周汝昌读到这里会觉得无限解气，平生一股知己之感。
    在《定是红楼梦里人》中，周汝昌详细地分析了张爱玲对《红楼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肯定了其版本学和探佚学的成就后，也对张爱铃在“曹学”和“脂学”方面的诸多不足提出了质疑，但他总是在用商量的口气说话，仿佛张爱玲就坐在他对面一般，他正在一点一滴地和张爱玲作着探讨和交流，并渴望得到回音……对于读者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本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张爱玲，了解红楼梦，了解张爱玲的“红学”的书籍，但对于周汝昌本人来说，每一章都像是一封信，一封写给张爱玲的探讨学问的信，一封又一封，变成了一本书，但是，没有回音。
    周汝昌是真的懂得欣赏张爱玲的人，他说，“我是才华智慧的崇拜者，尤其倾倒于曹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的才男才女……若论真才女，张爱玲其庶几乎？未见第二堪与其比肩者也——这就是我想写她的夙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