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诲示的“仁”既有着真情贯注的情感基源，又是他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尺度。儒门后昆在代代相续地循着先师的指点以“仁”来把握人成其为人的底据的过程中，子思留下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之说，孟子留下了“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之论。就连汉儒刘熙在《释名》中也径直将“人”与“仁”关联起来，他在释“人”时颇具慧心地断言：“人，仁也，仁生物也。”也就是说，人是因为“仁”而成为人的，“仁”之为德则在于生养万物。

    应该说，把“人”与“仁”关联起来，进而将“仁”视为内在于人的天性自然与生命践履的价值根据，这无疑是一件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大事。若回溯它的源头，我们可以一直上追到孔子那里。《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夫子自道的这样两段话：“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对人来说，“水”与“火”诚然是人所必需的，不过二者与“仁”相比，“仁”的重要性也就愈益凸显出来了；“生”诚然是人所顾念的，不过它的终极意义毕竟在于“仁”。当一个配得上“人”的称谓的人被置于“生”与“仁”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下而必须有所抉择时，他理应“杀身以成仁”，而不应“求生以害仁”。显然，孔子赋予了“人”以“仁”这一毫不含糊的价值导向。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仁”对于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意义，而且提醒那些“志士仁人”本当不断地在当下即是的生命决断中践行那祈向人生圣境的“成仁”之道。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果断而从容地行走在这条“成仁”之道上的“志士仁人”，才真正有资格作为“三才”（“天”、“地”、“人”并称“三才”）之一卓然立于天、地之间。

    如果说子思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之说凸显了“亲亲”之爱之于人之为“仁”的情感基源这一意趣，那么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之论则揭示了人在践行“道”的过程中“人”与“仁”相即不离、相互成全、动态生成的底蕴。宋儒朱熹在为孟子的这句话作注时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理学大纛的这个注解在理学的阐释视域内诚然是自圆其说的，不过当朱子分别将“仁”释为“理”、将“人”释为“物”之际，他也以其分别的智慧将本来一体不二于仁道践行过程中的“人”与“仁”断为两截，应该说，这种略有知识化之嫌的解法显然是有隔于孔孟的那种浑全而诉诸亲证的生命智慧的。在孔孟那里，“仁”诚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据，不过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孤卓地设定于人的践履之外的某种理境；进而言之，“仁”只在“人”践行仁“道”的过程中当下而亲切地显现着。可以说，离开了人的活泼泼的践履，“仁”无从说起，“道”也无从说起；离开人在践行“道”的过程中的亲证，“仁”同样无从说起，“理”也同样无从说起。

     我们知道，在孔子那里，有着“笃于亲”之端倪的“爱人”之“仁”是为情真意切的“爱”所温润的；在孟子那里，端始于“恻隐之心”的“仁”同样是为“人皆有之”的那种目睹同类遭遇不幸而心有不忍的天然性情所奠基的。对孔孟来说，人自觉到这一情意惓惓的“仁”之端倪诚然重要，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人还要不断地对其加以培壅、提升与扩充，正是在这个永无止境地培壅、提升与扩充的过程中，人因着“仁”的引导而不断地成为人，“仁”也因着人的不断践行而成为不在人之外的仁，与此同时，孔孟所点示的“道”遂因着人的践“仁”祈“圣”的价值趋向而成为一种独具人文底蕴的“仁道”。

    在孔孟看来，“仁”不仅是区分“人”与“禽兽”的底据，而且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更是区分孔门之道与先秦其他诸子所立之道的准矱。孟子曾援引先师孔子的这样一个说法——“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可谓一语道破了夫子“依于仁”而立教的最后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