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土，本是自然事物，一属天气现象，一属地质资源，各有其含义。比如，在气象学中，风是指与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是由于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空气流动现象。土又称土壤，是由岩石经过物理、化学、生物风化作用以及剥蚀、搬运、沉积作用在交错复杂的自然环境中所生成的各类沉积物。风和土就像水和阳光一样本来都是自然现象，虽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并非人类生产生活的本身，然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风土合称，即人类社会生活的代称，很早就成为社会惯习。

    其实，早在殷商甲骨文资料中，就透露出“风”这一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甲骨文合集》1就反映了商朝人对分至四节及其对应物候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殷人独立的标准时间体系，成为殷人制历的重要依据（冯时《甲骨文四方风研究》。《尚书·尧典》所记载的羲和观象授时，也是以四方风与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相对应的。虽然后世的古籍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又有所谓八方、八风与八节的记载，但也只不过是对上述岁时观念的细化和引申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甲骨文四方风刻辞里，特别是《合集》的记载里，占卜者是代商王实行禘祭，向四方风神祈祷，预卜一年四季的气候与收成的。在这里，四方风已经与四季这一岁时观念密切相关，且对与民众和国家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粮食收成有重大影响。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四方风对四季收成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它才成为象征季节的岁时刻度为国家所重视，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像《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和《礼记·月令》所记载的那样按照岁时、风候来安排国家祭典、农业生产乃至国家政令、军事生活的整齐划一、自成体系的历史文字。总之，风与岁时节气有关，在特殊语境下成为农业生产和民众经济、文化生活的象征符号。

    土地是人们的繁衍生息之所，是人类一切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更是人类所有民俗活动展开的舞台。在中国古代民众看来，土地是生产万物的沃壤，是人民生息的基础。《说文·土部》解释“土”字说：“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元气初分，重浊为地，万物所陈列也。”土地山川，滋养万物，但土地因地域不同而质地有别，其物产也不一样。《太平御览·地部》引《范子计然》的观点说：“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又引郑玄《孝经》注曰：“分别五土，视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丘陵阪险宜种枣栗。”诚如《洪范五行传》所言：“地者，成万物者也。”土地的确是哺育万物和万民的根本。《盐铁论·圆池篇》就认为：“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欲其欲。”可见，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家庭族群乃至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土地。土地生育万物，具有母性的光辉，《周易·说卦》就说：“坤，地也，故称乎母。”一方土地养育一方人民，塑造出不同区域人的独特性格，产生了像《管子·水地篇》所说的诸如美、恶、贤、不肖、愚、俊的品性和贪麤好勇、轻果而贼、愚疾而垢等性格差异。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中国古代的学者，早就深刻认识到风土中的文化因素，《隋书·经籍志》就指出过“风”与“土”的密切关系：“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序》里也注意到“风土”与“风俗”这对概念里所包含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统一，他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谣也。”（应劭《风俗通义》，《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本，第637页）

    总之，风、土二字由风和土组合而成。风土是因大气与大地相互作用而在一定地域产生的自然现象。而这种现象又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风土表现出极强的人文特性。风土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地域性。一个地方的风土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风俗，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总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也处处在适应和反映着环境的特征，在这样的过程中便逐渐形成了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因此，风土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产物。“自然”是相对人而言的，人与自然的亲近程度、融合程度，决定了风土色彩的强弱。“自然”中没有了人，也就谈不上会有风土人情。一定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相互影响，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了风土。风土是特定区域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是人类生活习俗中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最紧密、最稳定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