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马被看做是龙在地上的化身，其所象征的龙马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写照。从汉砖壁画到昭陵六骏，从工笔细腻的游春图到写意挥洒的骏马图，马作为生生不息的主题始终是中国画家的偏爱。因为马与人的密切关系，艺术家们得以深入地了解马的习性和特点，并由其中生发出许多对人格美感和精神品德的领悟，而正是这些领悟给他们的作品赋予了震撼人心的美学意义。

    在中国古代，体姿英俊的良马，一贯深受国人的喜爱，产生出许多传奇的神话。最早见于文字记录的关于良马的传说，应属西周穆王远游时所驾驭的八龙之骏：绝地、翻羽、奔霄、超影、踰辉、超光、腾雾和挟翼。当时这些骏马不是用来骑乘，而是用于驾车。中国古代用马驾车的历史比西周更早，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在河南、陕西、山东等殷商时期的遗存中出土双轮木马车和驾车的辕马，可惜只保存马骨架，难以看清它原来的体貌。幸而在陕西甘泉发现有两件商代铸造的青铜马，使我们能看到商马的形貌。青铜马呈站立姿态，体矮颈粗，四肢较短而双耳颇大，外貌并不显神骏。西周一个名叫盠的贵族铸造的青铜驹尊，是关于“执驹”之礼所铸的礼器，形貌铸成一匹未成年的小马驹，它的形体和甘泉商马相同。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东周墓出土的青铜马，全都是头大颈粗，而四肢矮短，反映出商周马匹的真实面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虽然塑制得与真马同等大小，但形貌特征仍承袭着商周马，表明马种没有改变。

    进入西汉，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组建骑兵的需要，一方面在国内采取鼓励养马等措施，另一方面向域外寻求优良马种，甚至不惜动用战争手段以获取大宛的汗血宝马，称为“天马”，都城长安唱起了“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歌辞。于是从汉代墓葬发掘出的有关骏马文物，与商周马不同，造型特征为之一变，反映出西汉马种改良的成果。西汉早期的典型作品，是陕西茂陵附近出土的鎏金青铜马。立姿的铜马，四肢修长，头小而英俊，双耳如批竹，颈长而弯曲，胸围宽厚，胸肌劲健，臀尻圆壮，正是模拟着“天马”的形貌。此后从西汉后期直到东汉时期，墓葬内随葬的青铜或陶、木的骏马模型，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中绘出的骏马图像，全都模拟着天马的体貌，姿体雄劲，造型生动。四川东汉墓出土画像砖，更不乏表现骏马的画面，不论是被人乘骑或驾车，都同样雄劲豪健，飞驰向前。无数奔腾的天马形象，正反映出汉代那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到了唐代，中国古代骏马造型又达到一个艺术新高峰。唐太宗昭陵前树立的六匹骏马气势雄浑的巨幅浮雕像，开创了唐马雕塑的时代新风。在文化艺术空前发达的盛唐时期，描绘骏马的艺术品同样走向繁荣。在绘画方面，许多名家精于画马，仅在大诗人杜甫的诗作中，就可以读到《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卫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等吟咏马画的诗篇。诗人称颂的画家曹霸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弟子韩幹所画“照夜白”图，流传至今，可见唐代名家所画骏马真貌。不仅名画家，就是在墓室壁画中所见骏马形貌，同样形神兼备。新疆吐鲁番唐墓还出土过一件木骨绢面八曲屏风，屏面均绘树下小童牵马图，笔墨流畅，形貌生动，堪称民间佳作。目前保留下来的唐马塑像，最令人赞赏的还是一些随葬在墓中的陶马，特别是其中的三彩作品，无不色泽鲜明，体态雄健，制工精美。同时，在色彩方面除了习见的黄、白、黑等彩外，在洛阳关林唐墓中竟然出土过一匹通体施蓝彩的马。蓝躯体上又间有乳白色斑纹，长鬃雪白，四蹄橙黄，更显釉色莹润，色彩鲜明。同样的蓝色泥塑马，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也出土过。虽然在现实的自然界中看不到蓝毛马，但是古代匠师如此大胆地设色，突破常规，超越现实，使观者得到特殊的艺术享受，实为不同凡响的佳作。

    时至今日，飞驰的骏马，永远是表现奋发向上的长盛不衰的主题，它不断激励追寻“中国梦”的中华民族向前腾飞，向新的目标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