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姓氏考略》同样记载，4000多年前的夏朝，诸侯有施氏，故址在今天湖北省恩施市一带。国亡以后，其公族子孙就以国名为氏，世代相传姓施。另外，施姓还出自姬姓，为春秋时鲁惠公儿子尾生之后，以祖字为氏。也就是说，3000年前的鲁国，被一般人公认为施姓的发源地。就是《姓纂》记载的：“鲁惠公子施父尾生施伯，伯孙倾叔生孝叔，惠公五代孙也，因氏焉，汉有博士雠。”

　　另外，施姓还有一支来自方孝孺，听说施姓与方姓原本是一家。方孝孺乃明朝大儒，早年师从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宋濂。由于学问精深，方孝孺一直做到担任建文帝朱允炆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明成祖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经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

　　明成祖以“清君侧”为名，从北京起兵，攻下帝都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有说被烧死，亦说逃遁）。朱棣取代侄儿朱允炆的位子要登基，指名让方孝孺拟即位诏书。方孝孺誓死不从，当众为建文帝不知下落号啕大哭。朱棣闻之，也颇为方孝孺的忠心感动，亲自走下殿来劝其节哀，并让人把笔递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执笔，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字，然后掷笔于地，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生气了，怒道：“汝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 结果朱棣真就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方孝孺的所有学生、朋友都不放过，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的由来。总计因方孝孺罹难的，有873人被凌迟处死，冤枉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更多达数千人。 方孝孺死后，有漏网的后人慌忙将方姓改为施姓——“施者，方人也。”

　　学者解读《百家姓》，介绍“何吕施张”四姓由来，说大姓张姓排在施姓的后面。张姓也出自黄帝之后，张姓也来源于姬姓。准确地说，张姓源自于黄帝之子少昊青阳氏之孙的挥公。挥公因发明了弓箭，担任弓矢之长，因而黄帝赐挥公姓张于青阳（今河北省清河县）。所以，“张”字是一个象形字,整个样子像一个张弓欲射的人。也因此，“弓长张”的“长”应念作zhang,而不是chang。不同的是，张姓乃真正的大姓，排在全国第三位，人口为8500万！而我国第一大姓是王姓,有9288万人口；我国第二大姓是李姓，有9207万人口。

　　说起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姓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乃中华民族的根之标志。不过，姓和氏是有区别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氏族的称号。而“氏”则出现于原始社会后来的父系氏族时期，是姓衍生的分支，是古代贵族标志和宗族系统的称号。人用姓来区别于族群、区别于禽兽；氏则用来区别贵贱高低。

　　正因为中国人重视姓氏的传承，所以就有了《百家姓》的问世。朗朗上口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早、流传最广的一种启蒙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都要早于同样朗朗上口的《三字经》。而且，《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一道，被并称为“三百千”，都是中国古代理想的幼儿启蒙教材。

　　据说，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过，《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原收集中文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的排列次序不是依各姓氏人口的多少排列的，“赵钱孙李”之所以排在《百家姓》的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北宋初年的吴越钱塘地区。据王明清考证：“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

　　即是由钱塘的儒生所作。既然北宋开国皇帝姓赵，国君的姓理应排在首位；其次是钱姓，因为钱姓是五代十国中管辖钱塘的吴越国王的姓氏，故而排在第二位；而当时吴越国王钱俶（音chù，意善）的正妃姓孙，于是排在第三位；把李姓排在第四位，乃因南唐国王姓李之故。南唐（937年—975年）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地跨今天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属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地区。其时南唐人口约500万，国都定在金陵（今南京），有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三位帝王，历时39年而亡。975年，南唐国破降宋，软弱的李煜被宋太祖赵匡胤俘至汴京开封，后被宋太宗赵匡义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