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部分人文化散文的成功和贾平凹借助《美文》对“大散文”的倡导，双向激发了作者们心中潜存的宏大意识与情结，一时间求思想、境界、气魄、容量之大成为一种风尚，长篇散文、系列散文在文坛此起彼伏，其热度至今不减。

    这种追求纵横捭阖，文思阔达，浓化了散文的文化氛围，利于表现民族精神与东方智慧，也是对自恋症的一种积极扼制，像阎连科的《我与父辈》、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或以辛酸乡土经验的质朴回眸，或以爱国功臣张学良心灵的散点透视，或以底层人生和吁求的深切触摸，产生了撼人魂魄的力量。

    但是大量作品向“后”看，在逝去的历史甚至远古洪荒中驰骋想象，一些作者对观照对象既没有深入的情感体验，又没有充分的理性认识，所以只能浮面地罗列地名景观、风俗事件、传统思想等知识元素。由于缺少当代意识的烛照，过分依赖于文化意识，他们建构的文化空间常常人气稀薄，异常空泛，是生态的而非心态的，是文化的而非文学的，疏离了具体现实和当下心灵，结果是留下了不少文化赝品。

    特别是有些作者借长篇、系列之名，不在深度、高度上做文章，倒把体积搞得“大”有赶超短篇、中篇小说之势，拼命比长度比篇幅，而实质上却散漫随意，冗赘不堪，水分饱满，“瘦身”是大势所趋。

    我想最好的散文是能够切近读者的心灵与日常现实，充满人间烟火之气，王兆胜的《母亲的光辉》、《三哥的铅色人生》、《与姐姐永别》等亲情散文之所以催人泪下，就在于其感情发自肺腑，诚挚真切，有“心”的重量；好的散文更该虑及当下读者生活的快节奏，尽量简捷，同炼情炼意炼味一起炼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很多人都觉得散文即“美文”，其结构必巧，语言必美，这种近于迷信的观念使“文胜于质”的传统散文弊端至今仍时时存在，很多作者努力把散文写得更像“散文”。随便翻开一篇文章，就是这种文采飞扬的诗化状态。

    有篇《散文是棵树》写道：“百鸟的鸣唱，常常在树上啭出华丽的辞章。散文这棵黄果树，它既有清一色墨绿的朴实与安详，也有花团锦簇的繁华与喧嚣。不同的轻风吹来，吹出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姿态。要么鹅黄，要么深绿，要么卷曲，要么舒展。”其拟人象征的手段、托物言情的构思、精致婉约的风格及华丽讲究的辞藻，不能说不美，但总让人感到它太美太玄，太端庄高雅，太注重技术经营，和普通的读者生命之间隔着一层，有些不够自然的矫情和牵强。

    而像阿健巧妙揭示成功的门往往虚掩着、需要人们走出思维定势将它轻启道理的《虚掩着的门》，则走了一条简隽朴素的路子，不做作，不卖弄，无艳词丽句，少高难技巧，平平淡淡的语汇，娓娓道来的调子，却清新自然，把道理传达得澄澈清晰，有一种洗尽铅华、直指人心的魅力。

    好的散文就如散步，它应言之有物，准确生动，轻松随意，远离外观的圆熟华美，而求内容、文字的透彻、本色和深入浅出，以“平淡”为最高境界，自然却少矫饰，流畅又不雕琢，彻底从“像散文”的思维怪圈中走出。

    文风不是小事，它往往是世道人心、时代风气的外化。优秀的散文作家应该对易学难工的文体散文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重真诚，戒浮躁，扬自然，去粉饰，既丰富情感血肉，又锻造思想筋骨，让散文具有感染性与震撼力，更收放有度，平易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