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然而,在最早的记录中,却有令人生疑的地方。《左传》以及《国语》,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

　　“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

　　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

   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

　　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

　　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

　　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

　　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