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中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晏子受命治理东阿三年，齐景公将之召回并责备说，以为你有才能才派你去治理那个地方，却越治越乱，应予严惩。晏子请求再给他三年时间，三年以后若无成效，甘愿赴死。景公允诺。尚未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贺，说他治理得很好。晏子却并不领情，说，前面治理东阿，不吃请不纳贿，把池塘里的鱼都分给贫穷的百姓谋生，百姓没有一人忍饥挨饿，您却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改变前面的作法，对那些嘱咐托情的准许，给周围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贿赂，而且加重赋税，池塘里的鱼，归入权势之家，挨饿的人过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贺，我真是愚不可及，请让我回老家吧，你另请高明。景公连连向他道歉，表示不再干涉他对东阿的治理。

　　看来这为官之道里面“做事”与“做人”的悖论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为百姓大众谋福利，虽然工作成绩卓著，但却寂寂无名；相反那些会“做人”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关系托人情，职务升迁很快。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只顾埋头做事，眼睛向下，哪里顾得上结交关系；而整天琢磨跑门子托关系，哪里还有精力干正事、实事，就得靠弄虚作假来巧饰伪装。长此以往，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人有可能被遗忘；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孟子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领导身边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说好不足为凭，也许他收买了他们呢，他们已得了好处自然替他说话；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赖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晏子与孟子都是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但他们的故事与思想主张对我们今天考察选拔任用干部依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