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在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居为民。而隐居为民并不是正人君子所情愿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就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徒共事，则终将害了自己，所以才深深隐藏以躲避之。

这是一种典型的隐士思想。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把出仕和隐居看得很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独善”是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兼济”是在“邦有道”的情况之下。所以，从封建朝廷这一方面来看，若政治黑暗，有贤人在朝则妨碍了自己的胡作非为，所以往往压制、迫害人才；而若朝廷圣明，则往往举逸民，广求人才。所以对人才的态度是衡量一个政府黑暗还是清明的试金石。

圣明的君主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提拔出身下层的贤士，本来就是因为他们能对国家有益，并不为了迎合世俗视听的缘故。所以，正人君子道德高尚足以提高君主的地位，才智超群又足以保护百姓。但他们穿粗衣而怀美玉，深深隐居而不求当官。那么，为君者就应该竭尽礼节，向他们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们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施于四方，功业通于上下。

实际上，孔子对隐士非常崇敬。《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讲个人修养的话——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

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是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是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在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