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乾隆二十五宝

　　小时候听评书《岳飞传》，对《风波亭》一节印象最深，每听到“一连十二道金牌，岳飞冤死风波亭”，真是“心惊胆战”，只恨那奸臣当道忠良被害，更恨那皇帝老儿昏庸无常。盖在“圣旨”上代表生杀予夺至高皇权的金印玉玺，自此也随着“封建余孽”扎根脑海。

　　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一直记着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皇帝老儿的宝玺非金即玉。30年后始知，中国的君子文化固然以玉为贵为尊，但是，依据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尤其是经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恽丽梅女士指点，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宫宝玺材质多样，有金有石，还有铜有木，“玉玺”只是皇宫宝玺中品级高的一种。

　　明清以前，皇帝宝玺或因年代久远的缘故，或受当时工艺技术设计眼光的局限，单就艺术品格而论，实在乏善可陈。在历朝历代传至今日的玺印中，平心而论，还就数著名的艺术家皇帝乾隆“二度创作”过的二十五宝品相美好，材质讲究，信息清晰。这也出乎我的意料。当年看到马王堆的金缕玉衣，以为艺术发展是轮回式的循环，后世也不一定胜于前世。敢情不是这样，敢情至高无上的皇帝用品也有折扣可打，也有蒙事儿的。乾隆没法蒙，因为他本人就是专家。清朝祖传的39枚国家宝玺，功能混乱，管理中时有出错，乾隆十一年时乾隆皇帝亲自鉴别、设计并监工，从功能与品相出发，大刀阔斧地遴选了二十五枚，重新排列次序，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一宝一功能，光从字面看，就知道涉及皇位继承、大臣任命、民族、外交、征伐、祭祀和赏赐等各个方面。二十五宝是国宝，是“国之重器”。皇帝发布的每一个诏书、敕谕，都要根据内容钤用不同的宝玺，比如赐死类似岳飞这样的“罪臣”，就得钤上“讨罪安民之宝”,好在二十五宝还是以正面鼓励和表彰为主，这也是皇帝的统治之术。

　　“淘汰”了的14枚，其中4枚不堪再用，另10枚原存在沈阳故宫，现在又回到紫禁城。今天，紫禁城外的展览如确需宝玺，调用的是这“十宝”或者是二十五宝的复制品。

　　至于二十五宝，质地不同，有金、玉、檀香木质，印纽有交龙、盘龙、蹲龙形制。“雕制精美细腻，形象生动，是宫廷印章的代表作品，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套完整的皇帝御宝”，是习见之评语，也是通常收藏界推崇乾隆二十五宝的理由。乾隆玉是玉器收藏中的宠儿，二十五宝中的玉玺应该体现了乾隆时期玉雕的最高水准，整体凸显乾隆时期的审美取向——“厚重”、“平实”、“威武”。

　　说到乾隆的“二度创作”，除了工艺造型的重新设计，关键是“文字信息”。乾隆十一年厘定之御宝的宝文，除了青玉“皇帝之宝”是满文篆书印外，其余二十四宝都用汉、满“双语篆刻”，汉字最初用的是篆书，满文是本字。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从美学角度出发，觉得宝玺上的两种书体不太协调，决定除了“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及青玉“皇帝之宝”这四方因在清入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改变外，其余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满文本字全部改成满文篆书。乾隆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由此可见。二十五宝中，使用最多的是檀香木满汉双文的“皇帝之宝”和青玉的“敕命之宝”，使用最少的也是最早的那四方宝玺。

　　乾隆至今，虽然历经战乱，与紫禁城有关的诸多宝物，也随着圆明园西洋强虏的劫火，随着清末皇宫的监守自盗，随着国民党仓皇撤离前的卷包会，流离失所。但是，乾隆二十五宝，上个世纪30年代末由于北方战乱出宫，南巡一趟，40年代初“竟然”平安无事地回到紫禁城交泰殿绣龙纹黄缎罩下的宝盝里，一宝一盝，看岁月动荡与平静，而冀望“天数有二十五”的清王朝，在乾隆之后，以六朝而终。

　　79年来，除了一次由于借展者的坚持，“皇帝之宝”迫不得已出了宫，二十五宝平时密藏，偶有展览，也都是在珍宝馆里。至于市场上偶有出现的玺印，有可能是从圆明园流出去的皇帝晋封嫔妃等时用的“册”，即便这样，也多数不敢确认为真品。有许多商业机构请恽丽梅做“顾问”，恽丽梅拒绝了，她说：“说假话，违心！说真话，遭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