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曾临刻清代篆刻家潘西凤先生的一方仿汉代满白文印“白发多时故人少”，今天翻检出来看，感觉不满意，于是重新刊刻。在刊刻的过程中，从印文联想到现如今自己的一些境遇，想起那些离我而去的故人中跟我特别有缘的人，写下此文，以寄托怀念之情。

一、朱思信先生

其实我跟朱先生相识时间并不算长，我们之间也有近二十多年的年龄差异，所以可以称作忘年交。朱先生早年先后在市机械局、市委组织部工作，后来到市老龄委担任领导。离休后居住在市政府的一处算是半商业房性质的宿舍里，当时的市领导考虑到济南教育学院是唯一的一所市属高校，也顺便安排了我们几个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住在了那里。于是我和朱先生成了同院儿，那时候是2002年。

和朱先生相识是在院儿里的小乐队里，这在我此前的博客里（《一曲《送别》，寄朱思信先生》2018、12）已有介绍，这里不赘述），一来二往，我们谈得很投机，也从普通的邻居变成好朋友。朱先生革命履历很丰富，年纪大一些了，想写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文章，承蒙先生高看，也让我帮忙润色。后来先生跟我讲，老家大伯是当地著名乡绅，二伯是革命烈士、民族英雄，他们二老的墓碑准备重建，委托我撰写墓志，我欣然答应。墓志写就后，朱先生以及老家的亲朋都还满意，我也对完成朱先生的委托而感到高兴。而朱先生没有让我帮他给父亲写墓志，我有些不解。其父在建国前是江苏省某县的地下党县委书记，其间受到过一些不公正待遇，后来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也是革命烈士。不知何故，朱先生没有提这件事，估计是怕老麻烦我，而我又自忖难负使命，不敢请缨。我们在院里相遇时，感觉先生有话要给我讲，但又欲说还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遗憾。没有帮朋友完成一项心愿。

最后在院里见到朱先生，他说要送我一副镇纸，我说家里有，没有答应。回家给老伴儿说起此事，老伴儿还说我不通人情世故，想来那是朱老先生想留给我一个念想儿，我却只想到君子不夺他人之爱。如今想来，真是迂腐至极。

后来朱先生多次生病住院，病势愈发严重，本想偕老伴儿前去医院探望，朱夫人说，以他（朱先生）现在的样子，你们看了会难过的，等他好些再去吧。不想，这竟成了一件永远不能完成的心愿了。

弘一法师在《送别》里写道：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在生之友，随岁月而零落，往生之友，只能相会于来世了。

二、张振国先生

我与振国兄是大学同学，相识于1978年。是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由各省自行命题考试）。当年我们班上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最长者都35、6岁了，最小的才18岁。振国兄比我长两三岁，我和他都长得胖乎乎的、白白净净的，大家都说我们像兄弟俩。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济南市要搞职工教育，给文革后进厂的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课。那时工厂里都成立了教育科，或者依附在工会的组织下。于是我们很多人都分配到工厂。振国兄分在济南烟厂，我则去了济南罐头食品厂。

有一年我受朋友母亲所托，到济南肉联厂去帮她买一种偏方药引子，我从济南西部骑自行车三四个小时才能到位于东郊的肉联厂，买到东西后，已是中午了。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饭店，只好去找振国兄吃饭了。一进办公室，振国兄的同事就喊：振国，你兄弟来了。因为常去，和大家都认识了。振国借了一个饭盒，去食堂打了两份菜，几个馒头。其中一份是贵些的菜，一份就是烂白菜。那时振国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比较差，好菜自然是让我吃，他吃那份烂白菜。吃饭的时候，我忍着没有掉下泪来。

后来振国担任了厂级领导，有了一些权力，但是他非常廉洁。我那时候吸烟，找他买一些内部烟，甚至有时候买的不少（因为显摆自己有朋友能帮同事买一些，但从来都是分文不赚且赔上功夫的），振国从来都有求必应。别忘了那时候就拿个条子就能换钱的，但振国却轻易不肯批条子的，更不用说为自己赚钱。

有段时间，我在单位上有些不愉快，振国兄知道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考虑一下，他可以安排我做办公室主任。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愿放弃我钟爱的教育事业，但老哥哥的这份情谊永生不忘。

2006年春，振国兄给我打电话，说这么长时间也不来找我玩了，我想你。我忙问，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有点感冒，他浅描淡写地说。我说感冒过几天就好了，过两天我去看你。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振国兄驾鹤西去了。他其实是得了癌症，瞒了我这死心眼儿的兄弟，我真是悔青了肠子。

这样的好兄弟，好朋友，得之不易，来生还能相见吗？

               2023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