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小小说）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这话用在我父亲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父亲还不到五十岁，可那个年月，这个岁数算是正儿八经的老人了。我记得很清楚，在镇文工团演出的节目中，常常能听到“老汉我今年四十八，耳不聋来眼不花”这样的唱词。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给我讲他遭遇抢劫的事。他讲一遍、两遍、三遍……我还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岁数大些了，听得多了，就嫌他啰嗦，还对他讲述时的那种口气感到奇怪。从他的话语中，我丝毫察觉不到他痛苦、愤怒、悲伤的表情，反而看到庆幸和欣慰的笑意写在他的脸上。

   父亲是个货郎，准确地说，是货郎兼商贩。他牵着一头小毛驴，把针头线脑等日用品贩卖到山里去；卖完了货，就在当地收购茶叶、干菇和中药材运回来走村串乡地卖。这样去来一趟，虽说不能赚得盆满缽满，可收入起码抵得上镇上一个小摊小贩两三个月的辛苦钱。父亲腿勤脑子活泛，跑山跑了七八年，家中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附近十里八乡，父亲一家的日子过得算是不错的了。

    这时，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兵荒马乱，社会上也不太安宁。父亲就用家中积蓄置了十几亩地，说这样稳当，即使生意上亏了，还有条后路可退。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哪有人种庄稼，只得请两个长工干农活。

    民国三十七年春，父亲赶着一头高大的骡子最后一次进山，要买回上一次与坐地商谈好价钱的山货。临行前，父亲要母亲把几块金砖缝在他棉衣中，他自己收拾几十捆金圆券用破麻袋装好，牢牢地绑在骡驮子上。他说，反正金圆券不值钱，一百万元只能买一块烧饼，万一被人抢走也不是什么大损失。

    启程第二天的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经过黑风林时，父亲远远地看到林子中有人影晃动，心想：不好！怕是遇上土匪了。往前走了一支烟的功夫，人影出了林子，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些人不是土匪，是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拖儿带女逃难的难民。父亲心中一喜：谢天谢地，菩萨保佑，看来我命中本来就没有这一劫。他们也是苦命人，不如打发他们几个零钱，免得他们为难我。父亲掏出荷包里的好几张零钱，伸手递给最前面的中年大汉，他接过钱，冷笑了几声，说：“你把我们当叫花子？！这点钱，买两三个烧饼还不够我们二十几个人填牙缝。老子是天府之国的良民，被刮民党刮得无处安身才逃出来的，已有三天没见一粒米了。”

    一个瘦骨如柴的老人摇摇晃晃走到父亲跟前，有气无力地说：“我看你面善，是菩萨心肠的人。救人救到底，能不能多给一些？”

    大汉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不耐烦地吼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要命，就把钱全部交出来！不然，我们把你丢到悬崖下去！”

  “搜！”大汉大喝一声。一伙人一拥而上，扒光父亲身上的衣服，翻来翻去地搜，直到搜走了縫在棉衣中的金砖才罢手。

   大汉捧着金砖，放缓了口气说：“我们都是好人，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这样做。大哥，多有得罪。今世无法报答，来世变牛马为你效劳。”

   回到家，父亲一病不起，看病吃药，花钱像流水。一家八九口人的吃用更是一笔大开销。此后一年多，家里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帐，地卖光了仍然无济于事，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讨债催款的挤破了门，要不到钱，他们就搬走家具，抬走寿棺，就只差下门板端饭锅了。

    公元一九四九年夏，家乡解放了，随后土改工作队进了村。根据当时父亲家的实际情况，工作队给父亲划定为贫农。

   父亲常常对母亲说，要是那次不遭抢劫，人不会病，地也不会卖，生意上还可赚回一大笔钱。那样的话，他百分之百要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地主帽子一戴上头，他的人生和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将会另外一种情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这个中等生顺利地考上了全县唯一的一所高中，而和我同班的好几个优等生却名落孙山，其中就有我的发小文翰林—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班上尖子学生。其中的原因，大家嘴上不说却心知肚明：他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我在政审表上“家庭出身”一栏中填的是“贫农”这两个字。

   到这时，我才真正读懂了父亲给我讲故事时脸上流露出的庆幸和欣慰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