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福利和动物福利是密不可分的”
专访西北政法大学动物法研究中心主任、《动物保护法》（建议稿）责任研究起草专家孙江副教授

社会上有很多人不明白“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区别，您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
孙江：实际上，在人类开始关注动物生存质量的时候，“福利”一词仅仅是指不使动物受到虐待。“动物福利”泛指动物应该享有免受虐待和享有适当生活标准的福利。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确切地说已经超过2/3的国家，都把动物当作法律保护的客体，很多国家也把动物保护法称为动物福利法，其目的即在于保障动物的康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一般意义上的动物保护相比，动物福利具有明显的道德性，“动物保护”是“动物福利”的基本要求，“动物福利”是“动物保护”更高层次。如果说动物保护更为强调的是某一物种是否能够延续下来，那么动物福利就旨在提高动物的生存质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大扩展了受保护的动物的范围和程度。

社会由倡导动物保护到关注动物福利，您认为这背后体现了社会文明怎样的变化？
孙江：禁止虐杀动物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在现代社会的公共评价尺度内，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态度如何，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待动物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人们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一个标榜文明的人和民族，不应该把满足自己的食欲和其他种种利益建立在对动物的残酷折磨上面。中国需要有关动物福利的法律。即使立法并不能保证在这个时代就解决全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但是，这样的法律将促使人们反省对待动物的方式，去考虑妥善解决动物遭受虐待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动物福利现状与先进国家相比，主要存在哪些差距？
孙江：最大的差距是民众对动物保护及动物保护立法意识的欠缺。

动物福利和中华传统文化有什么契合之处？中国人的动物观是怎样的？

孙江：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动物保护的法令和动物保护的思想起源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当时的首领大禹就曾经发布禁令：“在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保护动物的法令；西周王朝则颁布了保护的动物种类更加宽泛的《伐崇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把“仁”摆在第一位，孟子感叹：“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这充分体现了圣人的“仁人爱物”之心，可以推而广之，惠及禽兽。中国就历史及文化传统而言早已具备了善待动物的法理和道德基础。

目前社会上对于动物的关爱更多地集中于宠物，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更大意义上的“动物福利”？
孙江：宠物是目前和民众接触最近的动物种群，所以民众的关注度非常高。但90%以上的经济动物（又称农场动物）供人类食用的动物，他们的生存条件却不为人所关注，但这些动物的生存状况却关乎食品安全和人类生存健康的大问题。所以更广泛的动物福利，必须有相关的保护立法，否则在利益和成本的驱使下，90%以上的动物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福利”。当然，全体民众的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也至关重要。

“动物福利就是人自身的福利”。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孙江：给予动物福利就是给予我们人类自身的福利，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施加给动物的残忍与伤害，其后果还是要由我们人类自己来承受。在中国，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动物福利层面立法的缺失而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动物保护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前进步伐。最基本的是，动物保护立法关乎人民身体健康。人的福利和动物福利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动物的生存状况恶劣，也必然会伤害到人。比如SARS，比如禽流感，都证明了人和动物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们在动物饲养、运输和屠宰等环节上根本不关心动物福利，最终，给我们自身的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

您对目前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进程有什么期待？
孙江：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动物福利层面的动物保护法，动物福利法的权利主体由早期的一部分动物逐渐扩大到所有受人类影响的动物，内容由单纯防止虐待向着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和减少痛苦等基本福利甚至动物的精神福利方面发展，立法范围也由英国扩展至整个欧洲、北美甚至亚非拉美地区——动物福利法正朝着世界性立法的趋势发展。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动物保护立法的潮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