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神话》独家网络连载之七:一流教授也遭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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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神话》李月庆 孟群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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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追求卓越的性格,注定了它对教授的要求十分苛刻。不论多么有名的教授,都不能简单信任他的背景,而是需要在中国土壤里检验。
不过,我心目中的一流教授不会因为他第一次去东欧或者非洲就影响发挥,变成二流教授。事实上,哪怕他们第一次到某个国家,也能在首次站上讲台的三四个小时内找到准确定位。虽然教室里的学员层次不同,有不同需求,但这些教授能迅速摸清不同人群的需求。一堂课的成功,就是让课堂上最多数的人得到满足,讲授的层次既非高端也非低端,而是从需求最宽的地带下手,不为少数人服务,也不自我陶醉,这是一流教授的独特魅力。而二流教授往往找不准需求,这正是差距所在。
把教授请上讲台并非就万事大吉了,相反,这只是一个开始。商学院要对教授进行管理。中欧的想法很清楚,一流的课程质量离不开教授管理制度的建立,学员满意才是最高目标。如果教授与这个目标发生冲突,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与一流教授“交锋”。
教授在开始一段课程之前,就面临一个特殊的测试——试讲,通常,中欧的德国院长冯勇明会将它安排在晚饭后。我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德国教授伯德·施密特的试讲——关于品牌。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大家围坐在一起,被请来的教授要在两个小时内,讲述他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如何讲述这门课程。中欧并不是要求他把所有的上课内容展示一遍,而是听他谈思路,谈准备怎么上这门课。学术委员会成员出面亲自试听,表明中欧管理者对课程质量的严格要求。
在每个课程模块之间,都会举办这种会议,而且欢迎各部门的总监参加——可不是白听,要提出建议。有时候,某些建议还相当尖锐。比如,教授在介绍授课计划的时候,如果过于强调他的主张,就会受到院长、学术委员会专家的挑战。问题的对错是其次,你主张一个东西,要能够论证,要经得起争议。有了反馈,他日后上这门课,质量就有了保证。
而当一个教授上完一期课程之后,学术委员会还会针对他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总结,并决定下次是否继续聘用。对教授的教学反馈和评估来源于三个方面:学员、行政管理人员、学术委员会专家。缺任何一方,评价就难以客观。评价结论决定了教授的去留,也确保了中欧能保持高质量的教学质量。这当中,学员是我们的客户,他们的评价最为重要。如果他们给教授打分不高,我们就换人。
EDP的每一门课程,都有一位课程助理、一位替补助理。课程助理非常负责,只要看到学员对教授的反响不太好,马上会通知课程运营经理,或者直接通知我,甚至会极其负责地说:“再这么下去,课就没法上了。”对于一个市场化的商学院来说,学员的满意度决定了未来的订单数量,我必须干预。
问题反映给我后,我会先看看教授的学术、业绩,判断一下他们的水平。通常情况下,教授都有傲人的简历,不应该上砸一门课。上砸的原因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他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对学员的情况不熟悉。这样一来,他的课程与中国实际或者学员需求的结合效果就不好,特别是如果他的学术水平不是一流的,这一缺陷就更加暴露无遗。第二,进入课程时的定位偏了,要么定位过高,要么过低,使得大部分人不满意,整体评价就低了。
不管什么原因,都需要立刻调整。第一步是沟通,把情况反馈给教授。我不会以非常正式的方式告诉教授,说“我现在通知你学员的反馈情况”之类的话,那样,教授会很反感。我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那就是借助咖啡茶点和午餐时间,这可是交流的好机会。
只要我找教授谈,课程助理就会默契配合,在餐厅留一个位子给我,就在教授旁边。共进午餐时,教授会主动问:今天上午的课程,学员对我的反馈如何?这时,我会先说:“很好,不错。但是……”几乎每个教授听到“但是”两字,都会紧张起来,眼神里流露出几丝不安,死死地盯着我。这很尴尬,但我不得不把话说出来:学员反馈有些问题……听到这儿,有的教授会表示在课堂上已经感觉到了,有的教授则会很惊讶。但在第一时间,他们往往会抛出一堆客观理由。教授们都有自尊,他不会保证会改,不会答应你达到什么效果。但我发现,每次和我交流之后,教授上课时会明显有所改变。当我们再次调查学员满意度时,发现评价已经大幅提升。
曾经有一次,某美国名校短期培训部教授来中欧教战略管理课程,中途,有个别学员强烈不满,认为教授讲的内容太简单,完全不是他们期望的。这个棘手的问题,虽然是少数学员提出的,但我还是准备出面交涉。
中午吃饭时,我坐在教授身边,把反馈娓娓道出。我的分析比较客观,先肯定了他的水平,肯定他在这个领域的地位,肯定他为课程作了认真准备;接着我指出:你的重点过分简单,案例也不够充分,而且没有互动交流。别看这些大牌教授嘴上不承认,但第二天上午,他就作了重点划分,增加了案例和交流,可以说完全接受了我的建议。
和教授之间到位的交流,换来了他们到位的调整,保证了中欧的课程质量。我是“管”教授的高手,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敢说话。中国人和老外在一起交流,不在于你的英语好坏,关键在于你敢不敢说,敢不敢挑战老外。很多人不好意思说,其实只要自信、有道理,老外就会服你。
有时候,某些教授听到我的反馈,会和我争得面红耳赤,毕竟人家是某个学科的全球顶尖人物。他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好像比我有道理,其实我很清楚,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要我表达出来,他们就受到了挑战,接下去就会加倍留心,作出调整和改变。如果我回避问题、拐弯抹角、藏藏掖掖,就是挡住了客户的意见。说实在的,根本不需要过于维护教授的面子,但组织的利益却必须维护。如果强调个人的面子,那么这个商业组织就没有竞争力。相反,坚持挑战自我,一个组织就会优秀。在我的经验中,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欣赏一本书,名叫《关键时刻MOT》。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急于寻找方法,而在于正确且客观地把问题描述出来,然后再对症下药。对问题的客观描述,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所在,描述得过于夸大或缩小,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和教授的沟通,就是在关键时刻说了客观的话,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寻找解决的方法。
教授被“红牌”罚下场
国内很多商学院把教授看得比学员更重要,就好比二流剧院好不容易请来了当红明星,唯教授马首是瞻。对这些商学院而言,因为学员不满意而得罪教授,简直是匪夷所思。而中欧从建校一开始就严格要求,让不合格的教授“卷铺盖走人”,打破了中国随处可见的“一团和气”、“面子文化”,建立起一套师资的快速反应系统、质量调整系统。这充分表现了中欧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化办学机制:以学员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教授为导向。
中欧的学员就是上帝,哪怕教授有100个理由,也不能和上帝的满意度相比。如果学员反应强烈,那就不是找教授谈话的问题,而是“红牌”罚下场,然后让其他教授临时“救场”。这在中欧并不是稀罕事。
1996年,北美一家顶级商学院的大牌教授来中欧上课,他是中欧另一位重要教授介绍来的,拥有漂亮的简历,而且在全世界的“生意”都很好。奇怪的是,学员们上了他的课,反映十分强烈,甚至不接受他继续任教:全体学员聚集在餐厅里,坚决不进教室,以示抗议。
德国院长闻讯,当即决定终止这位教授的授课,由推荐他的那位“介绍人”上场,把剩下的课上完。中欧那位“救场”的教授内心肯定不高兴,但他接受了学员不满意这一客观事实,也接受了中欧的理念,接受了院长的解释和安排,马上走进教室。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是情理之中。被“红牌”罚下的教授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对学员层次不清楚,准备不充分,对中欧的课程有点主观臆断、想当然,所以让学员无法接受。而学员毫不客气地群体爆发,也是因为中欧在创业和创品牌的初期,起点高,学费贵,学员高度敏感。其二,学校在招生时就放话,承诺“以客户为导向”,这也给了学员一个暗示:学校会满足一切合理要求。于是乎,学员的期待很高,对教授越来越挑剔。
亲眼目睹教授走人,学员非常满意,他们觉得中欧对自己的任何反馈都有积极回应。中欧的品牌,就是在学员的挑剔和一次次危机中创立起来的。
在我执掌EDP部门期间,“救场”事件发生过几次。全球一流商学院的教授来上市场营销,可是学员反馈不佳,最终让他提前“退场”,这已经成了中欧的“招牌”做法。对MBA学位班来说,一般是上完一个合同期,效果不好就不续签。而对于EDP部门和EMBA部门,由于教学周期短,一些教授被提前结束课程,由更好的教授来“救场”、“救火”。这看似临时补救,质量上会有缺陷,但中欧的学员对这种做法很敬佩、很认可,也很满意。这种过程,恰恰是中欧这个优秀组织最了不起的地方。
学员的反馈就是最高指令,这一点,中欧做得淋漓尽致,连很多国外商学院都无法匹敌。国内某些学院长期让不合格的教师授课,中欧却坚定地调整,这是品牌内涵的体现,也是中欧的品牌塑造之路。结果,教授高度关注满意度,课前准备高度认真,务求让学员满意度达到最高状态,从而实现了良性循环。
如果院长与客户导向原则冲突,院长也要让路。中欧某位外方院长有一辆奔驰车,总是把车停在学校大门右边第一个位置,这里停车进出最方便。后来,EDP部门的曹淑溧发了封Email给我,反映院长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麻烦留给了客户。我在总监会议上直接提出,外方院长当即表示接受。从此,中欧不设院长车位,也不允许放在最佳停车位,因为最好的位置要留给客户。可见,中欧志在建立基于客户导向为首要价值观的文化。标准高于一切,这是西方管理最可贵的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准备,准备,再准备!
教授要成功,不能只为钱,而要有自己的定位。比如,中欧请国外一些大牌教授来授课,开价不菲,教授固然能赚到钱,但如果这门课不是他的强项,那么,不同的教授会有不同的情况。有一类教授会认为,这一科目不是他的专长,临时备课效果不好,他就不愿意上。这时候,中欧会尊重教授的意愿。
另一类教授认为,他能上好这门课,事实证明,效果也确实不错。
还有一类教授,他们来上了课,但授课效果不佳。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准备不充分,或者学院没有和他沟通好。
多年与教授打交道,我深感准备工作是一堂课成功的关键,因为每堂课的学员不一样,课程的侧重点、深浅把握、案例准备也就不同。过分自信往往会把一堂课搞砸。中外那些大牌的教授往往容易出现这种落后的心智模式:自己的底子好,无须认真准备。这恰恰是某一次课程失败的根源。
可见,无论“大牌”“小牌”,都要准备。在中欧,如果一位教授明天有课,今天很难看到他们去酒吧,去朋友家聚会。哪怕一门课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上了两天,只剩第三天的课,这时候,再好的朋友拉他出去,他也会说一声“对不起”,不会去喝酒聚会,而是打车先走。在客户与朋友之间,客户总是被优先考虑。有的教授突然想到某个案例放进去会更好,他就会让助手去找这个材料,甚至临时翻译。这就是一种职业精神,任何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应该具备。
一流的教授不会让课程质量有丝毫降低,他们应该是完美主义的追求者,我认为有的人甚至是轻度的“精神分裂”。但就是这种“精神分裂”,让他们高度专注、排他,沉浸在他个人的愿景和目标中,有时为了让课程翻译做到极致,他们甚至大发脾气。我能理解,这是用一种非正常的执著去对待他的事业和工作中的一切。中欧有这样的教授。或许同事会觉得他不可理喻,但他把不舒服留给同事,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客户,赢得了学员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