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神话》李月庆 孟群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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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需要大量聘请海外访问教授，肯定会涉及到报酬问题。如果放到世界范畴，与海外商学院比，中欧的薪酬可能不算低，但肯定算不上高，只能说中等。

　　在中欧的MBA、EMBA、EDP三个业务部门，教授资源都优先让MBA和EMBA使用，EDP部门只能用剩下的，论资源排第三。但在销售额和利润上，商学院的院长们又期望EDP比学位班贡献更多。这明显是一对矛盾——学校要靠MBA和EMBA打品牌，但从财务上看，MBA在理论上是亏本的，而实际上亏得更多；EMBA理论上可以赚钱，但要保证师资；赢利的重担压在EDP身上。

　　吸引教授策略是整个中欧的策略。但在最初几年里，好的师资就那么十几个人，两类学位课占用了大部分资源，EDP只能自己想办法，另辟蹊径找教授。

　　中欧需要大量聘请海外访问教授，肯定会涉及到报酬问题。如果放到世界范畴，与海外商学院比，中欧的薪酬可能不算低，但肯定算不上高，只能说中等。教授们都很实际，有薪水拿就愿意来上课，问题是，我们的校园并不在纽约或者加州，也不在欧洲某个城市，而是在大洋彼岸的上海。光是从美国飞过来就要十几个小时，长途旅行很遭罪，到了中国还要忍受时差问题。单凭这些，以中等的工资就没法吸引到好教授。

　　没有教授，短期培训部就得喝西北风。怎么说服教授忍受长途跋涉之苦，来中国赚一点“稀饭钱”？我冥思苦想，认为还是得强调优势，打“中国牌”。我精心写了一封Email：“你不能忽视一个崛起的市场，一个世人关注而且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着严谨的学风和挑剔的目光，诚邀你加入。如果你来过中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任教，有一段中国经验，回到美国一定有市场。毕竟，从华尔街到企业界，‘中国概念’如雷贯耳，企业趋之若鹜，北美的商学院也迫切希望打开中国市场。”

　　这封Email曾经被发给许多教授，很多人冲着“中国概念”来到中欧。我想补充说明一下，或许这些教授在美国不是最有名的，但他们确实符合中欧要求的素养和品质。中欧从一开始就志在“亚洲一流”，不会随便降低标准，但也不会盲目追随大牌教授，而是信奉自己的标准。

　　教授愿意飞到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市场的魅力，我们用市场换取了人才。后来，有的教授干脆留在了中国，有的教授则不厌其烦，几十次飞到中国。中欧目前还有很多访问教授，但从他们出现的频率来看，俨然就是中欧的长期教授。在中欧组建足够的固定资源之前，用流动的资源来满足学员需求，这是很成功的。

　　聘请市场营销课程大牌教授柏唯良的过程，就十分典型。

　　1996年，柏唯良在学员心中还很陌生。那时候，他还没有获得美国新奥尔良商学院终身教授资格。中欧只是聘请他做MBA教授，由于职称限制，他还不能为EMBA和EDP上课。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和梦想，安排他为短期培训课程试讲了一次。出乎我意料的是，学员对这位年轻的教授印象良好，反响颇佳。

　　考虑到市场营销课程的需求量很大，跨国公司、民营企业都需要，我对他备加留意。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开了两个公开课，请他主讲，学员们觉得很到位。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事实上，EDP部门付给他的工资是短期培训部教授中最低的，只是稍微比MBA高一点。作为反馈，我们当年就给他调高了报酬。这下子，柏唯良更加卖力，在北京的一个公开课又博得了满堂彩。

　　正当我们准备把他的“档期”排得更满时，柏唯良却告诉我，他要回新奥尔良写论文，申请终身教授资格。我只得让这位“票房高手”离开。在大半年时间里，中欧虚席以待，我也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关注他的动向。到了1997年，他如愿以偿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却打算回香港科技大学教书。

　　当头一棒。我急了，我承认香港科技大学的薪酬比我们高，但它的市场比我们小，课程量少。我问他：“你是看工资还是看市场？这是个战略选择问题。”

　　柏唯良微一迟疑，回答说：“当然是看市场。”

　　显然，对短期培训部的教授来说，上一节课，拿一节课的钱。今天工资高不代表未来好，如果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巨大，那么教授未来的待遇一定会好。

　　他很清楚这一点。接着，我向他强调了中国市场的美妙前景，有市场就代表有未来。我对他承诺说：EDP每年都会加薪，中欧真诚地希望他加盟。

　　这个充满战略思考的问题，说服了柏唯良，他这一待就是14年。他的收入确实每年在增加，其增幅肯定超过了另一个选择。

　　EDP：以情动人请教授

　　名牌教授就像明星，满世界飞。而且教授比明星更厉害的是，他们都是高智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一句话，当教授成为商人，他们比商人还商人。如果用硬邦邦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恐怕院长出场也没用。教授是否愿意来上课，还得以情动人。

　　我每年要在自家草坪上搞两次Party，每一次都请季诺餐厅送餐。举行Party的那一天，草坪上架起太阳伞，季诺餐厅的服务员穿着西装打着领结，为我们摆上自助餐，倒上啤酒、葡萄酒，然后在现场炸牛排。外籍教授们都来，乐呵呵地聊天喝啤酒。这一天，我部门的员工也会来，他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客厅的沙发上，吃喝玩乐。各种肤色的小孩子在草坪上跑来跑去，兴奋得不得了，我女儿也在其中。

　　这样的Party很热闹，确实拉近了我们与教授的距离，但搞一次要花几千元。张国华和伯特·博纳德院长听说后，知道我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工作，于是主动表示：“你的花费学院来出。”听罢，我笑了笑：“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满足了。”两位院长愿意买单，这是中欧务实的文化，也说明他们真正理解我、支持我。而我之所以谢绝，则是中欧创业者的价值取向使然。

　　在Party之外，我还会按照西方礼节，赠送给教授一些小礼物。它们并不值钱，但却让教授知道，我们尊重他、重视他、时刻想到他。这些小礼物，有时单位出钱，有时我来掏钱。比如，我曾经给一个大牌教授的孩子买了双球鞋，他感动得不得了，每次见面都会提到。之所以给他孩子买礼物，是因为这位教授每次来中国，都会在电话里和太太谈孩子的成长、考试成绩、钢琴……特别爱孩子。

　　同时，我在乎教授的感受，为他们着想。

　　有一位教授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他在全世界上课。很多名校对他翘首以盼，不仅给他买商务舱机票，还派礼宾车在机场接他。但是中欧不同，所有经费都是省着花，坚持只能给他提供经济舱。我也急了，这样的话怎么能请得动这位教授呢？他们刚刚走出欧洲的商学院，马上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这种滋味可能每个出过国的人都体验过。如果提供商务舱机票，教授就可以躺一躺，能休息得好一点。

　　我向院长介绍了这位教授在海外受到的待遇，指出他们的待遇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建议还是要提供商务舱。院长被我说服了。而教授们挺感动，他们知道中欧很严格，很少在待遇上让步。

　　此外，我总是尽量满足教授的尊严。最初，教授来EDP上课，和我这个总监见个面，上完课就走了。后来，在博纳德院长、张国华院长的支持下，只要是大牌教授，我都会请他去见院长。这样一来，即便是访问教授，也觉得受到了关注，见到了商学院的最高领导。

　　付出了这么多，当我再开口请这些教授上课时，他们很难说不，都很愿意帮忙，甚至会为了EDP的课程而挪动MBA或者EMBA课程的时间。首任外籍院长冯勇明发现了这个问题，严肃地问我：“你怎么能让他们改动学位班的时间，这会打乱教学秩序。”我这才意识到教授悄悄做了什么。我坦然告诉院长：我确实不知道，我询问他们是否有空时，教授的回答都是“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