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院长一起当“民工”

　　梦想如此诱人，可等待我的现实，是无数琐碎而又辛苦的工作。

　　1994年3月初，中欧管理中心从北京迁到上海。三四天之后，张国华因为交大管理学院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合作办EMBA的事，去了新加坡两周，所以我就是中方唯一留守的人。中欧管理中心从北京移到交大后，各种鸡毛蒜皮的苦差事都交给了我。平时上下班接送员工的大众面包车，一次从北京开往上海时，半路上出了车祸，我像救火队员一样赶过去，与当地警察谈判……至于外方员工去食堂吃午饭、交通、住宿、北京中欧管理中心的设备南移等等事情，都是我来主管和打理。

　　中欧管理中心刚搬到上海的时候，带来了200多个纸箱子，有教材、计算机。我和张国华当起了民工，和其他临时工一起搬货物，从交大学术活动中心大堂，搬到留园饭店地下室，足足搬了三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台荷兰欧西牌的复印机，要把它从学术活动中心的一楼搬到二楼。这台复印机的核心部件完全是铁制的，比现在的复印机重10倍。我们用木桩撑住楼梯，十来个人一起搬。短短一层楼距离，居然花了一天时间，就像把一辆卡车搬到二楼！

　　中欧在过渡阶段落户交大闵行校区，办公条件很差，院长都是两人一间办公室。从院长到一般员工，使用的办公桌椅都是交大的校办工厂做的，很粗糙。每次检查桌椅质量，都是我和人事行政经理、法籍女士李宛荷一起去校办工厂，现场我要给他们当翻译。另外，为了借教室、借临时图书馆，张国华不知道和我跑了多少行政部门，砍价格，谈条件。

　　一流的组织善于抓住核心，办公桌椅和办公条件的好坏，不是一流组织的绝对条件。中欧在最初的两三年里，就处于这种境况中。后来，我与外方院长拜访了许多跨国公司，马上就找到了同感：美国、德国一些企业的总裁办公室并不大，桌椅也和一般员工没啥两样。可见，优秀的组织在抓住商业核心的问题上，是极其一致的。他们不在乎表面的豪华，而注重内在的素质。

　　一个组织的诞生需要能干的人才。交大过来的5位青年教师，在帮忙的时候都很热心，但涉及到留下的问题时，他们都很犹豫。谁不喜欢清晰的未来、收入稳定的工作？可中欧看不到未来，收入也不理想。刚搬到上海时，中欧管理中心给中方员工的临时工资从任何角度看，都没什么吸引力。所以5位青年教师中有4位离开了。仔细一问，不外乎三大原因：出国留学，到跨国公司任职，或者回交大读博士然后继续当教授。

　　我也在抉择。我的特点是喜欢看到未来，如果空白多，我正好去填满它。我喜欢拥有愿景，愿景不会随着市场、时髦、潮流的变化随波逐流。一个人有梦想和愿景是件好事，它激励我们不断进取。我所崇尚的愿景，是那些不随市场变化的恒定事物。它们能应对竞争，但又不随意改变，特别是不会随着当前流行的趋势变化而变化。

　　待遇和物质上的对比永远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但决定你去留的是价值观，价值观高于一切！想到这些，我的心已经跟随中欧了。我比较率直，一直说我会留下。但张国华还是很担心，怕我不喜欢这个工作，多次找我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加入中欧项目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

　　说到愿景，不得不提现实。企业里总有人说：“如果你给我这样的工资，我也会做到这种质量和水平。”其实，他们不懂得付出才有回报。试想，如果人人都这么说，都不努力贡献，企业怎么会发展壮大，企业拿什么回报员工？组织都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只有员工先为组织作出贡献，创造出组织的价值，个人的价值才能提升。这就是组织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先后逻辑。

　　西方的商业组织在创业之初都没有利好绩效。苹果电脑在90年代后期不景气，CEO乔布斯的年薪只象征性地拿1美元。因为他看透了一点：实现组织愿景就等于实现自我价值，工资的多少根本不足挂齿。这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多年后，乔布斯真的创造了奇迹：他把苹果电脑带出了泥潭，与此同时，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57亿美元。

　　1美元的工资固然是象征性的，甚至是滑稽的，但乔布斯用这种方式把愿景，甚至生命与一个组织紧紧连在了一起。这一伟大的决定造就了苹果今天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尊敬。如今，iPod风行全球，连索尼都只能做跟随者。

　　但凡优秀的组织，都有相似之处。在一流的跨国公司里，职员总是那么敬业。他们为什么甘于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是因为他们的工资高吗，这个答案过于简单了。我想，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组织文化，它让你感到，你在为组织作贡献的同时，提升了自我价值，所以得到了高额回馈。过去，我们总教育人们一味奉献不讲获得，那只会扭曲人性。一个良性的价值观应该是：你为它贡献的时候也得到了它的回报。但需要注意的是，其逻辑有先后顺序，贡献在前，获得在后。这样的组织才更有生命力。

　　这个道理似乎大家都懂，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时就有了变化。我庆幸的是，在中欧创业经历中，先贡献后回报的价值观一直存在。这种价值观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从项目谈判时起，李家镐、张国华和我的愿景就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办一所亚洲一流的学校。没有这个愿景，李家镐院长不会亲自率领团队长途奔波拜访公司，一位名校的党办主任在留洋归来之后，也不会拎着皮包满大街拉客户，更不用说我这个没什么名气的青年教师，整日忙碌，上门推广课程。

　　三个创始人如此忘我，其本质与进城的农民工没什么两样。

　　是什么使我们这么做？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愿景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