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神话》李月庆 孟群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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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从梦想到现实

  　今天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不论是社会评价、品牌声誉、校园建筑，还是内部环境、清洁卫生程度、员工状态，每个因素都很到位，足可称之为令人羡慕的组织。但在始创阶段，加入中欧是需要勇气的。

　　我原是交大的青年教师，做过班主任、辅导员、专业课教师，1992年曾被评为“包玉刚青年优秀教师”。杨亨到上海之后，我就参与了谈判以及所需的文字和协调安排工作。我至今还记得李家镐说：“以后所有的会议和谈判纪要，汉语要客观朴素，以便日后翻译成英语时不会产生歧义。”我不仅遵循了这个要求，还拿出我这个社会科学专业研究生吃奶的力气，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有时涉及到法律概念，还查阅法律书籍，向法律专家咨询。领导甚至劝我不要进办公室，安心在家撰写。

　　在谈判进入尾声时，上海市政府最高领导层给予了积极肯定。不久，市政府指示计委准备资金、划拨土地。这意味着市政府给予了允诺，项目就有了关键的支持。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振奋，尤其是李家镐院长，沉浸在兴奋中。

　　李家镐在他家附近找了一个小餐馆，请张国华和我吃了顿晚饭。三个人心情舒畅，畅谈了对商学院未来的美好构想：员工要有团队精神，一流教授要有一流的待遇，教学设施要现代化，我们还要有国内高校所没有的体制，拥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我们三人在项目实施之前，已经陶醉不已，尽情地作着天真烂漫的想象，激动之情难以抑制。

　　小餐馆烧的几个小菜，没什么特别，但创业的激情让我们陶醉其中，就连两位不喝酒的院长都喝了点酒。酒足饭饱后，李院长掏出信用卡，让我去结账。此情此景，现在想来还记忆犹新。这次晚餐是对一个初创组织核心成员的认定，也暗示着我成为筹备小组的一员。我上了“贼船”！

　　说中欧是“贼船”，并没有夸大，因为交大先后派出5位青年教师参与筹建，但其余4位都在半年之后就离开。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中欧。首先，工资没有吸引力，和交大差不多；其次，上班地点在闵行区，办公条件差，路途也遥远；第三，国内没有成功的先例，谁也不知道它能搞到什么程度。

　　5位青年教师中，只有我留下来。说起来，并不是我没有去处，我有三个选择：一是去通用电气，对方很有兴趣，派香港的人力资源总监来上海面试我，一周后就给我口头的录用通知，且开出来的工资是交大的七八倍之多；还有一个选择是出国读书，出国考试都考好了，成绩足够上美国的州立大学；另外，我在管理学院的表现也不错，院领导曾暗示我，愿意送我出国深造。在那个年代，能走出国门，是多少人的梦想啊！

　　但我选择了中欧，选择了最看不到前程的一条路。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我的家庭原因。我家里有哥哥是“老三届”的，从小就影响我的价值观。读中学时，又是“老三届”的代课老师给了我人生指导。到了管理学院之后，张国华、张维炯也是“老三届”，都可以称为老大哥，别看李家镐比张国华大二十多岁，张国华比我大十几岁，但在工作以外的聊天中，我发现几个人的价值观、愿景都非常接近。归结起来，“老三届”的特点就是：知识面宽，价值观正，对事业执著追求。

　　促成我留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个性。我对历史上没有过的、未知成分较多的东西感兴趣。我骨子里就喜欢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中欧正好对了我的胃口。

　　国际商学院项目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此前虽然中外合作举办了中欧管理中心和中美管理中心(即大连项目)，但都是短期项目，而不是建立一所学院，其规模、时间都极其有限。，国外经验未必能够照搬，一切都意味着探索、创新。它真正的是一个机会、一个战场，成败就在于我们，在于这些创业者的雄心、野心。中欧项目的魅力就在于此。所以我选择了它。如果一个项目有清晰的未来，我反而不感兴趣，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结果。

　　虽说当时一点都看不到未来，但我还是隐隐约约感到有希望：欧盟和上海市政府大力支持，而且两位中方院长决心很大。他们吃够了体制内办学的苦头，体制僵化，做一点小事都讨论来讨论去，学校也要掺和，都快累死了，所以他们想出来干。我敢说，李家镐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人生的愿望。中欧给他开了工资，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一分没拿，而是把工资捐出来，作为学生赴海外实习的奖学金。所以我也被“感染”了，到了后来，中方院长刘吉同样如此。

　　从我在交大管理学院任职以来，尤其是与李家镐、张国华两位院长的共事中，他们都以个性化的方式传递了相似的思想，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无可比拟。面对中欧，这个我将要投入其中并付诸努力的项目，我都想清楚了。既然如此，我就会坚持到底。

　　一句话，别人觉得这是“贼船”，可我觉得，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