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耕耘    原发于：经济观察报书评

希拉里·曼特尔女士，至少有这样几个惊异之处。2009年、2012年，她凭借《狼厅》、《提堂》两夺布克奖。饶有兴味的是，这位英国女作家却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写就了处女作《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果按一般作家的惯常“套路”，创作篇幅大多是由小到大，素材大多是由本国拓展及域外。然而，《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体量如此恢弘，已远远压倒后作，在重现历史细节，描摹生活场景上如此“发力”，更显出“超写实”的精微细腻。作家全景式调度的背后是敏锐、耐性、雄心与才华。你甚至难免怀疑，当时的曼特尔是否竭力透支，想成为“一本书作家”名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后作的接连成功早已说明她或许天生就是历史和文学的“引渡者”。她的魔力在于：让你不知道是历史穿上了小说的外套，抑或文学实现了历史未曾抵达的真实之境。

 

很显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早已成为学者和作家研究的熟烂题材。可以说，关于大革命的“每块地砖”几乎都被人翻起敲过。单就作家而言，大仲马、雨果、狄更斯等文豪就创作过一批名作。那么，曼特尔女士又有各种自信？她的小说是在炒冷饭还是确有独到之处？我想从她聚焦的人物身上就可见出端倪。小说以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为核心人物，既看重公共政治的视野，又描摹私人家庭生活的侧影，时间横贯革命前政治制度的崩溃危机和恐怖统治威权暴力的终结。可以说，曼特尔远远超出了历史描述，她想写的更是一部大革命的“心灵史”、“风俗场景”与“生活写真”。这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再现风格，不同的是女作家试图“情境代入”，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被历史选择的人生感。

 

一部近千页的小说，其实要说的故事主题却并不复杂。如果概括一下，那就是三句话：人民要革命、贵族被处决、革命者被送进坟墓。然而，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却相当复杂微妙。我想曼特尔将出众的叙事才华全都施展其上，这就是揭示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它让小说自然带有了深沉的历史意识，这是命运选择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合力。极端的暴力来源于日常怨恨的发酵，作家善于拿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不务正业，皇后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使财政危机更加恶化。第三等级的利益要求被无视，国民大会被国王阻挠关闭，让暴力革命一触即发。

 

卡米尔·德穆兰的登场就显得犹如“闯进”了历史。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宣传册写手，嘴巴不利索的口吃患者，声名远不如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显赫。然而，却是他站在桌子上向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就像火星，点燃了革命的干柴。如果说，曼特尔女士最敏锐的洞察是什么？我想是她总能撕开历史背后深刻的反讽。卡米尔不过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花样美男”，他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选择困难症”。因而，在性向上也难免成了双性恋，既摇摆在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之间，尽显“基情”，又纠缠在一对母女之间，可谓一人占据所有重口味。正是任性犹豫之人引发了暴力的蔓延，这真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然而，反讽又远不止此。路易十六亲自设计改造了断头台，最终自尝苦果，“设计了自己的死亡”。很难想象，宏大的历史就是由几个人性有严重缺陷的小人物搞大的。罗伯斯庇尔原本身材矮小，畏惧暴力，最终却成了恐怖统治的掌舵人。如果你注意到他自己近乎苦行的生活，或许就能理解其对他人刻薄寡情的根源。这或许与我们古代“法家”、“酷吏”的命运轨迹有着惊人相似，对自己之苛与对他人之酷往往紧紧相联。丹东又如他的反面，虽然容貌奇丑，却滥情纵欲，尽情享乐。他们的交集正是由于有了卡米尔这一纽带，一边是同事，一边是同学，但又有共通之处――“法务工作者”。历史没有假设，“铁三角”人物或许开端于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其终局却是权力、死亡与暴力。

 

在我看来，年轻平凡的三人从外省到巴黎，在追寻一个属于第三等级的“法国梦”，最终罗伯斯庇尔送两位兄弟上了断头台，自己也难逃一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是坟墓。这一经典回答，或许表明了恐怖统治的神髓，那就是人并不知晓何时死亡，但能确定的是：不会自然死亡。表面看，曼特尔不厌其烦地操作着“长镜头”，繁复琐屑的谈吐、衣着描摹似乎只是一个拘于生活质感的“小妇人”。然而，她的雄心又不在于陈述，而是映照出深沉的历史省思。换言之，她尝试揣度的是人性的可能性，大革命的实质以及命运的戏弄。

 

作家将大革命本身“问题化”，相较于革命发生了什么，作家更在意大革命如何发生？暴力如何产生、蔓延，走向恐怖？我想小说很好地揭示了大革命是新暴力替代旧暴力的一场演练。一种暴民的政治取代了王权的暴政，革命者攫取权力后成为了新的暴君。作家的深刻在于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先天不足”：它把暴力从手段变为了目的。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心中并无“历史的义务”这一概念。换言之，他们只是偶然接过历史赋予的摧毁任务，却误以为暴力也是统治的法则。当罗伯斯庇尔说出：“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活”时，我们似乎看出了大革命的逻辑：“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大革命也是无处不在的“绞肉机”，为了运转它，不断有人要当祭品，处死路易十六、保皇贵族、革命党人，似乎都无从选择，皆是必须。

 

曼特尔女士对于血腥、酷虐场面的耐心描绘，如果用“手术刀”式的冷峻形容或许更贴切。我十分好奇，女作家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态写出了血肉横飞、器官肢解、人头滚落的“炸裂场面”。这时，你也许就能明白她频繁变换叙述视角的妙用所在。她会告诉你，这只是革命者、暴民的视线所见，但是你却很难说作家本人写作时就没有嗜血的施虐快感。巴士底狱狱长德·劳内在投降后惨遭蹂躏而死。财政部长弗龙和其女婿波希尔被虐杀的情形更充满着暴力的狂欢，它仿佛源于古老的广场节日。在那里，一切等级和秩序都颠倒过来，死亡、酷刑和肉体展示带来了疯狂的欢愉和沉醉。“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作者发现，群体暴力往往比君主独裁更为狞厉，它是极度的失控迷狂，宣泄着人的原始阴暗：食人饮血，品味残忍，欣赏死亡。暴民们遵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粗暴逻辑，在弗龙嘴里塞满尖利的草茎，只为惩罚其在饥荒时的不当言论：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以吃草。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都是曼特尔历史小说创作的起点。只不过这起点之高，理念之纯熟，写作之自觉，都相当惊艳。单就小说开门的“作者说明”而论，就活脱脱是一篇历史小说的行为宣言。“这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但同时，“这也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故事讲述”。难道曼特尔女士只是爱说饶舌的废话吗？显然，她有自己的运筹，她站在历史与文学的“界河”上，洞察到历史永远是复数的（群体的视野），而小说只能是单数的（个体的视角）。这就决定了曼特尔的书写策略：寻找历史的遗忘细节、想象私人的生活场景、还原人物的视角语言。从而，“我的人物没有获得事后洞见这种运气；他们只是一天一天地尽他们的本分在过日子。”

 

这可能正是女作家的明智处，要知道“事后诸葛亮”无疑是历史小说不招人待见的硬伤。然而，光意识到这点还远不够，曼特尔想得更周全，更具匠心。她有意识地与“历史的习俗”保持距离与差异。何谓历史的习俗？在我看来，它就是有限史料给我们认识造成的限定框架与模式，指向一种种“常识”。比如，我们都知道浴室里的马拉之死，我们都晓得罗伯斯庇尔大革命后的恐怖政治。然而，作家偏偏让大名鼎鼎的马拉变成“客串明星”，友情出演；又偏要起底三位主角革命前不为人知的早年生活。我并不认为这是曼特尔女士的“作”，相反，她在告诉我们小说该干的事。这就是：小说赋予历史没有的筛选功能，未载的细节、匮乏的想象以及抹除的偏见。从这个意义上看，曼特尔的写作何尝不是一次空间的历险想象？“我努力创作一部给予读者改变看法、改变同情心的空间的小说：一部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作品。”这种小说空间正是作家自己找寻的“更安全地方”，在那里“好像特别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切切的。”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上、下）

[英] 希拉里·曼特尔 著

徐海铭 译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是两届布克奖得主、《狼厅》《提堂》作者希拉里·曼特尔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写下的一部历史巨著。结合精确的史实与丰富的想象，通过法国大革命三巨头——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不为世人所熟悉的生活侧面，重现了大革命前社会及政治制度的崩塌以及恐怖统治巅峰时期的种种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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