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败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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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的败者文学
转自 16.04.09 深圳晶报
文:青柠
上海译文近日出版的太宰治作品集,已出版《斜阳》《人间失格》《潘多拉的匣子》
下降型·毁灭型作家
日本学者中西进对本国文学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他认为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便是从属于“下降型”的文学范式。他说,日本文学中的人物类型,大多属于喜好文饰、容易内疚、易感物兴叹、倾向于在众生中淹没本我的人。这种种看似负面的情绪便造就了日本文学作品下降型情感的文学范式。太宰治的作品,正是处于“下降型”的日本文学范式传统的延长线上,且将中西进所形容的“下降型”的特点推进到了极致:从下降到毁灭。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施小炜先生谈及无赖派作家时说,太宰治属于“下降型·毁灭型”作家,其特点是“从精神生活到日常生活,全面彻底地毁灭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否定、摧毁‘敌方’价值观伦理(这正是秩序、体制的础石)”。所谓的“敌方”,简而言之是指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
太宰治的人生和作品中充满了“下降·毁灭”的元素。他出身于日本津轻地区的地主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日本的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使他觉得自己是多余者,从幼年起,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看父兄的脸色行事。了无乐趣的早年生活,以及父兄严苛的管教,使他畏葸、战栗、忧郁、极端地敏感,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伪装,“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人”(《丧失为人的资格》)。这是一个从幼时就敏感地发觉自己是一个败者,并早早就采用了败者策略的人,太宰式的“自我淹没”,随后更发展到泯灭自我,且是以彻底交出自己的身体、人格、精神的方式,这即是他所谓的“人间失格”,以不配做人来消弭、反抗主流社会价值施加于自身的压力。他撒谎、欺骗、酗酒、吸毒,一生中前后五次与艺妓和咖啡馆女招待的情死自杀事件,让世间侧目。他自私、无耻,然而就连他自己都鄙夷自己,在别人指责自己之前,就已经毫不在乎地贬抑自己,甚至将自己放逐出了人世,自愿沉沦到深渊,是为“失格”。这是他与一般好色之徒或无耻之人不同的地方,那些人耻于承认自己的淫荡或无耻,他则唯恐别人不知自己的无耻和败德。在对自己的无情的解剖上,他要比任何别的人来得更狠。在他“失格”的后面,其实自有一种忠于自己的大真诚在,如作家马家辉所说的,“烂泥之处,莲花生”。
下降的极致无非是死亡。对于一位“写作即生活”的作家而言,太宰治的这种下降式的人生路线,当然也忠实地反映在他的文学中,可以说,他的作品就处处充斥着“死亡”的阴影。其以太宰治为笔名所写的第二篇作品《鱼服记》,谶言似地预告了他此后的人生和作品主题——对死亡之迷恋和尝试。在他后来的《叶》《小丑之花》《姥舍》到晚年的《斜阳》《丧失为人的资格》等作品里,死亡都如影随形地伴着他每一行文字。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说:“为了活下去,必须堕落”,然而太宰治发现即便堕落也活不下去,惟有以肉身的舍弃——死亡来否定一切,弃绝世界。
四重败北境地下的时代杰作
太宰治最好的作品,公认是发表于战后的《维庸之妻》《斜阳》和《丧失为人的资格》。《维庸之妻》以一个妻子的视角来写一个出身贵族、放纵堕落的诗人丈夫,她最终也采用了如丈夫一般的堕落方式生存;《斜阳》讲述了一个贵族家庭在战后日暮途穷的凄凉命运;《丧失为人的资格》可说是太宰治的最高杰作,主人公大庭叶藏正是太宰治本人的化身,小说以主人公三篇手记的独白形式,描绘了一位贵族出身的蹩脚漫画家,在世态炎凉中载沉载浮,放荡不羁,沉湎于酒色,又自轻自贱,最终在虚无绝望之中毁灭了自己。
若没有这几部晚年的小说,那么太宰治可能不过是一个二流作家。这点,日本文化评论家加藤周一看得很清楚。他说:“太宰的‘私小说’是津轻世家的自负和失败的态度突变的证言,是人生挫折的美化和自我陶醉的纪念碑,但是能够如此精彩地描绘出一个意志薄弱、虚荣心强、感受性敏锐的病态男子的人格崩溃过程小说,非他莫属。”所谓对“人生挫折的美化和自我陶醉的纪念碑”,的确是一直贯串于太宰治作品中的东西,也是构成其文学魅力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仅止于此,太宰治的文学不可能至今仍维系着不坠的声誉。最能代表他的文学才华的晚年作品,尽管内容大致仍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样,讲述以他自己为原型的无良文人或作家的放荡堕落的生活,然而放在日本战败后的社会大背景下,也就是当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沉沦到近于太宰治的世界时,这几部小说就超越了“私小说”的狭窄界限,而精确地反映了战争废墟中的日本大众的面貌和心理状态,在不经意中勾画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图景。在此意义上,太宰治是时代之子,如评论家平野谦所说的:优秀的艺术家无一不既是命运之子,同时也是时代之子。
太宰文学是不折不扣的败者文学,而他晚年的几篇毕生最高杰作,其实是他身处四重败北的处境下所写出来的作品。长谷川泉在《近代文学思潮史》中概括说:“文学精神的衰败及肉体的衰弱、私生活的崩溃造成太宰治的悲剧。”文学精神的衰败,反映在太宰治和情人山崎富荣赴玉川上水自杀殒命前给妻子石原美知子的信中,他说他已经厌倦了写作;肉体的衰败,则是由于长期的放纵堕落,他一直要靠酒精和毒品来维持肉体的存在,加上日本战败这个大环境,太宰治身处四种败北的境地,也使这几部作品摆脱了他此前作品的肤浅和做作,而具有了深沉的悲悯之感。
在日本文学流派上,太宰治通常被归于“无赖派”或“新戏作派”。《斜阳》的译者张嘉林说:“这一派的作家并非一个集团,他们自称人的美和真实由于沾染了俗世灰尘而被深深埋藏着,必须加以拯救。但他们不正面去写时代,而在作品中进行讽刺,挖苦,抨击,同江户时代的戏作者有共通之处,因此被戏称为‘新戏作派’”。不过,太宰治尽管放纵堕落,其作品却有着难得的一种严肃和真诚。
太宰式的“戏作”手法,最典型体现在他多变的文体(包括书信体、对谈体、女性独白体、日记体、手记体等)上,有时更是一部小说便融合多种文体,例如《斜阳》便融合了几类文体:小说采用女性第一人称叙述,但插入了弟弟直治的日记和遗书,而这日记采用的是他前期作品惯用的格言体和信札体的形式。其次,太宰治擅长的这类文体形式,都是最适于“私小说”,也就是最适于表现其作品中的“失格者”心理的私语、自白、忏悔等内心情感的文体形式,而太宰治采用这些文体形式还有另一层目的:方便于他在作品中化成多个分身,以此来强化表现他的极端、偏执、自毁的人物类型和文学世界。显然太宰治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评价说“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说,作品的形式才是作家精神构造最明确的反映。”这构成了太宰文学的另一大魅力。
关于太宰文学的意义,像太宰的为人一样,当然有两极的不同评价。我觉得止庵先生说得最为精当:“其实我们都是悬在半空中的,而太宰是深渊,往下一看永远有他,也许反倒觉得踏实了,太宰治是给我们时代兜底的人。”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败者,太宰的文学就必将是他们的“食粮”(“败者的食粮”是太宰一篇文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