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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3 13: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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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出版社译文好书桑德斯落脚城市张丁歌新周刊 |
分类： 书评专栏 |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落脚城市》作者桑德斯推断：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回来上班了，但这个落脚城市能让你落脚吗？
文｜张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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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攘的街道和大量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
这是哈金当年小说集《落地》自序中的一段，书中短篇均围绕纽约法拉盛的真实故事展开。法拉盛，也许就像巴西圣保罗的法维拉、重庆的六公里、伦敦的怀特查斯佩、巴黎的贝尔维尔……它们在英籍加拿大记者、作家道格·桑德斯的笔下，被全新定义为“落脚城市”。
在世界各地，桑德斯所指的“落脚城市”有着各种变身：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它是移民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城、小印度、都会贫民区；在发展中国家，它被冠以我们更熟悉的“城中村”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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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最后的城中村——冼村。（图/wikimapia）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
桑德斯选了一个地图上可以指出位置、村子官方记录上却不存在的地方，开始了这本《落脚城市》的写作。这个地方是中国重庆南岸一个叫“六公里”的聚落——15年前只是一个拥有70口人的农村，如今已有12万人相继从四川的村庄迁移至此。它成为了一个政府不愿承认的“繁荣”的城中村。
他们中的一户普通人家，15年前，家庭日收入不足一美元，15年后，他们在重庆拥有一个寓所，年收入已经达到15000美元。两端对比的变化令人惊讶，但这不是一个谜一样的迁徙过程。
作为文明都市的城中村，比如六公里，它在一定意义上是非法存在的。就像重庆政府曾在接受采访时回答：我们的城市化发展非常快，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出现贫民窟。这一回答不是个案，它在中国有着绝对的代表性。显然，“贫民窟”和“落脚城市”的区别，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还未被厘清与合理正视。
不只在中国，世界各地存在着大量的“六公里”——它们可能不被公开承认并支持，却一直在内部发生着相当可观的经济活动。桑德斯强调，这些聚落中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
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下一波村民的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受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不断涌入聚落的村民逐渐变得收入稳定，挺进、融入当地生活核心的城市新进人口中。
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境；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洛杉矶的各种社区……桑德斯用了近五年时间，走访调查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后，发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最后大迁移，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
就像六公里，它们是一座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他甚至推断：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人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成了一种漂泊无根之人
哈金深入落脚城市写出了《落地》，更早的，奈保尔在他的《抵达之谜》中，曾赤裸表达出，人们抵达异乡灵魂肉身皆无处皈依的尴尬——前方不见出路，身后谜舟已逝。桑德斯认为，这正是如今大迁移过程一个真实写照——人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成了一种漂泊无根之人。
有些遗憾，也许正是对漂泊无根的想象过于悲观，甚至负面，客观形成的“落脚城市”们，在世界各地还常被惯性理解为“贫民窟”，被政府视为大城市的不良增生物甚至癌细胞，不遗余力地欲进行抵制、遮蔽甚至莽撞地清除。数以万计人的生活与未来也许正在被摧毁，一段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轨道也许被堵截。
但桑德斯依然乐观强调落脚城市的未来可能性，大城市需要城中村——落脚城市，桑德斯希望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忽视落脚城市的问题——尤其是在南美、印度，那些粗心大意的城市政策有时候迫使迁居而至的人们深陷贫穷。但很多城市化的进程，是由乡村的进步带来的，必须要认识到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必然性。”
中国城市化一景。（图/路透社）
一边是乡村涌入城市的大迁徙，一边是中产阶级逃离大都市。
在桑德斯的走访调查中，巴西圣保罗的法维拉是一个转型积极的“落脚城市”。那是一个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聚落，地理位置极富戏剧性，几乎身处悬崖峭壁间，典型的“闭塞型山中贫民窟”。相比更加匮乏的乡村，居民们情愿迈出步子，跨入这个山中之窟——至少它离城市更近了一步，即使最差的城市条件，也会比乡村的收入水平高20倍——来自不同的乡村的人互助，彼此借钱，筹集资金建立自己的小工厂、小生意，只为跻身城市。
他们甚至在山涧中建起了缆车系统，更多的人可以从山脚上到山顶社区，大量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条件。建立起了学校，孩子们有了福音，安上了路灯，妇女们行走于街道不再像穿越危险。更大的安全感，来自它被赋予了一个合法地址——相对于房子的产权来说，法维拉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合法的地址收到银行支票以及可以去交税，使他们进入整个城市的合法经济体，而不是只是一个地下经济现象。
巴西法维拉。（图/next billion）
像巴西法维拉这样的地区现象在全球都有发生，“当政府缺席时，他们开始自建学校，自己维持交通，自己创造条件提供雇佣机会，最后完成他们自我统治的过程。巴西不是一个黄金案例，但它展示了一个轨迹：人们从农村到落脚城市，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这是值得所有落脚城市的参考之处”。
相比之下，中国的深圳近几年却已经成为一座无法落脚的城市。尽管这座人口1400万、生机勃勃的新鲜城市拥有大量就业机会，但劳动力却不断流失，拥有房产也成为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难以企及的梦想。一座原生的落脚城市却无法再落脚，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客观给出建立城中村的建议，却因“贫民”一词过度敏感遭到抨击。如今，桑德斯依然认为，大城市存在城中村、落脚聚落并不可耻，深圳这样的现代都市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区的存在。
无法落脚的城市，也说明了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问题。一边是乡村涌入城市的大迁徙，一边是中产阶级逃离大都市。早先的曼哈顿大逃离，近年逃离北上广……这在世界范围都不是陌生现象。
“移民并非仅仅从乡村迁往城市简单的一次性过程，而总是在乡村与城市间历时多年往返多次。一些移民——可能50%的每一代移民们——确实最终还是回归乡村了。”桑德斯说道，“但是，当他们回来后，跟城市的联系、跟城里人和经济的关系还维系着。这将帮助他们及其家庭在以后的城市生活中更能站住脚跟，这也有助于他们的村庄和城镇的经济更加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曲折反复的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然的转变。”
巴西法维拉。（图/the guardian）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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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我发现，这些落脚于城市的乡村移民，正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
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历史。对这种历史的冷漠，导致了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持续不断的暴动与骚乱；而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正在摧毁数以万计人的生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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