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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用的“老调子已经唱完”｜重读1927年鲁迅先生在香港的演讲
(2015-10-20 09:50:41) | 分类： 书摘连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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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鲁迅先生去世七十九周年的日子。原本并没有觉得这个日子与译文社的推送选题会有什么牵连，但是编辑下午突然提醒我说，在小思老师编著的《香港文学散步》里，有收录1927年鲁迅先生在香港青年会演讲的讲稿。
然后编辑还说，昨天她还正好去了一下位于上海山阴路上的鲁迅先生故居，还拍了一张照。我回答了她一句：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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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后大道中往山上走，也许你给弓弦巷和摩罗上街的小摊、穿得并不光鲜却聚精会神在讨价还价的人群吸引，停住了脚步，埋在某一个小堆中，出神听他们怎样用最粗卑的语言，说着一块他们心爱的古雅玉器。然后，你再往楼梯街向上走，穿过荷里活道，再从文武庙旁边经过，抬起头来，就会看见一座红砖塔，塔上嵌着‘青年会’三个大字。看清楚，其实，那不是塔，只是一大座红砖房子的突出部分，它坐落在必列者士街五十一号……”
（文：小思，摘自《香港文学散步》之《仿佛依旧听见那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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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参与接待鲁迅先生香港行的刘随先生（香港诗人、书法家）记载，鲁迅先生1927年2月18日和19日在青年会连续作了两场演讲，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
小思老师在《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二月十八日，正下着一场大雨，晚上九点钟，基督教青年会的小礼堂，显得反常地热闹，五六百人在里面，等待聆听一个陌生的声音。“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演讲，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二月十九日，还是下着雨，下午，小礼堂仍坐满站满了人，陌生的声音又从小舞台上传开：“……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被唱完了……”
（文：小思，摘自《香港文学散步》之《仿佛依旧听见那声音》）
有趣的是，《无声的中国》之后刊登在了2月21日的香港《华侨日报》上，而《老调子已经唱完》却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没有被公开发表，于是几乎就此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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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九十年，我们身处的世界与1927年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所有人似乎都在跟着这个时代“一切都要求新求变”的声音在生活，在打拼，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在挣扎。但是，这个外貌“新”得彻底的时代，真的已经完全把鲁迅先生所批评的“老调子”都甩脱了吗？小思老师写的导读标题《仿佛依旧听见那声音》，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老调子已经唱完
文｜鲁迅
摘自｜《香港文学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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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初看似乎有些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什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哪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什么关系，什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什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现了一个很合适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哪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完）
外一篇
与小思对话
神奇的香港和无知的香港人
文｜小思 & 罗宇正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罗宇正：香港商务印书馆版《香港文学散步》的责任编辑
问：一般人也不知道鲁迅和香港的渊源呢！
小思：
其实鲁迅并不关心香港，只借香港的自由空间来向高压的统治者发声。他把香港作为活动舞台而已，不需要扎根在此。
问：他好像不太喜欢香港。
小思：
鲁迅在几篇文章中也提到他极不喜欢香港，因为那是殖民地。
问：不过正因为香港殖民地的身份，鲁迅才可以在这儿畅所欲言；但反过来说，如果有其他地方可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鲁迅也许就不会来了。
小思：
是的，不过确实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代替香港。
问：香港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由鲁迅的时代开始，就已既是颠覆，又是爱国的基地。
小思：
正是！香港容许这种事发生。就正如特首选举，民主派的梁家杰虽然没有希望当选，但仍可逼使对方一起“摆擂台”辩论，这是内地仍未能做到的。回归十年，香港这个空间仍能发挥作用，不是很奇妙吗？没有人教香港人爱国，但血浓于水，即使以前殖民地政府模糊了香港人的身世，不过我们总是知道了一些，一旦内地有事发生，好像华东水灾、希望工程等，香港人还是会边骂边帮忙，从前如是，现在亦如是。香港人很难为外地人所理解，不过香港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问：不过鲁迅来港演说，对香港人一点也没有影响，简直是一点涟漪也没有！
小思：
是的，当年鲁迅的演讲，在香港只有一两张报纸报道，市民没有注意。现在年轻一代更“无知”了。
问：“无知”是谁的责任？
小思：
香港没有历史感，以往殖民地政府不欲港人知道自己的身世及与中国的渊源，但又不至于使用高压手段来禁止。由于地缘的关系，香港太接近内地，彼此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所以当内地有事发生，我们必须有所知，有所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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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散步》 小思 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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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文化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文学研究大家、教育家卢玮銮（小思）教授的代表作。以精美的图文志形式，勾勒出老香港人眼中独一无二的香港文学地图。 作者走访香港土地上熟悉又新鲜的文学故事发生地，寻觅南来文人旧日记忆，鲁迅、萧红、蔡元培、施蛰存、张爱玲……都曾在此留下足迹。 诗文，地景，路线，照片，彼此交织，成为历史与时空的复调交响。读者可以带着这本“文学地图”，以文艺角度漫游香港的大街小巷，在现实场景中跨越时空，进入作家的生命。 小思，原名卢玮銮，一九三九年生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教育家。 如您对这本《香港文学散步》感兴趣， 试试扫描下图二维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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