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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灭绝时代》

【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著

叶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5月

定价：48元 

2015年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2014年全球环保话题之书。《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亲历全球生态现场，穿插结合三百年科学认知与最新锐生态观点，为读者画出了今天世界的轮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经开始。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美国知名记者、优秀科普作家，《纽约客》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她的写作兼顾科学的严密性与辛辣的幽默感，以观察深刻、逻辑清晰、行文生动著称。曾出版《灾变手记》等文集，其社会责任感与前沿意识备受称道。2014年新作《大灭绝时代》在欧美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受媒体与学界一致好评，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堪与《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的重要著作。

如果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书报，你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直到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第一次振聋发聩般地描述到人类可能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

53年后，又一位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写出了同等重量级的《大灭绝时代》，提醒我们正视当前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该书去年甫一面世便引发热议，被评为当年十大好书，并于今年4月获得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如今，它经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国。近日，该书译者，著名科普作家叶盛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您什么时候拿到这本书并开始着手翻译的？对它的第一印象怎样？

去年夏天从出版社方面拿了书。此前已经试译了一个段落，拿到手后又粗看了一遍。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本好看的书。作者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谋篇布局的手法很老到，着笔墨时的取舍也很精准，让人不由自主地就想读下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这本书原名叫“第六次大灭绝”，为何改成《大灭绝时代》？这是否有些危言耸听？

图书跟电影一样，引进中国市场的时候大多会换一个名字。由于文化的差异，在国外很吸引读者的书名，直译过来未必会有很好的市场反应。在我翻译过的几本译作中，书名的部分一般都是由出版社来负责的。

我觉得这次上海译文社选的《大灭绝时代》是一个很不错的书名，并未比原书名更加危言耸听。在这本书中也有写到，科学家甚至严肃地认为应该用“人类新世”这样一个学术名词来命名人类出现以来的地质时代，以体现人类一手造成的物种大灭绝在地质记录中可能留下的明显印迹。所以，称当前为“大灭绝时代”并非哗众取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作者在序中说：“如果说灭绝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话题，那么大灭绝就更是如此。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迷人话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想，“恐惧”这个部分并不难理解，令人疑惑的大概是“迷人话题”这个说法。其实，对于永远怀着好奇心的科学家而言，任何未解的问题都是迷人的，特别是像物种灭绝这种牵涉因素极多，原因构成复杂的问题，就更加令人着迷——这是纯粹从科研意义上来讲的。当然，越是吸引人的问题，才越会有人愿意去一探究竟。而这种科研探索的结果，必然会反过来帮助人们去救助保护那些濒危的物种。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人类对“灭绝”这一概念的认识，是怎样一步步走出误区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最好还是去书中寻找。不过，对于国人来说，我们对“灭绝”的认识的确也还存在一个误区。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物种灭绝的概念是：要灭绝的濒危动物，比如东北虎和藏羚羊，只占全部地球生物的一小部分。然而这本书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认识。实际上，像目前危机最严重的两栖类已经有一半的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即便是庞大的哺乳类动物，也有四分之一的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所以才说，我们处在一个大灭绝时代中。只有认识到物种灭绝的严重程度，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去穿皮草，不去买虎骨就能解决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13章中您最喜欢哪一章，或者最推荐读者读哪一章？

每一章都很精彩，这是真心话。我个人更加喜欢第七章“落酸”。虽然它没有第八章中遭遇古柯种植者的惊险，也没有第十章中的蝙蝠洞穴那样令人心碎，但作者在这章中抛出的一个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当我们站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之中的珊瑚礁上，仰望触手可及的深邃星空时，我们人类到底是渺小还是伟大？如果说我们伟大，我们却在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无足轻重；如果说我们渺小，我们却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戮，甚至愈演愈烈。我们从自然中来，却成为了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人类真的可以与自然和平共处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作者在书中说人类更倾向于先拯救那些与自己有较深情感的动物，比如熊猫。这种做法不正确吗？如不正确那么人类应该怎样去做？

熊猫当年能够被世界自然基金会选为标志图案，就是因为它非常可爱，能够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让人们更加重视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他一些物种可能更“值得”被保护，比如说珊瑚。这种微小的低等生物筑造的珊瑚礁为其他几百万种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如果没有珊瑚不断地添砖加瓦，海洋的巨大破坏力用不了太长时间就会把现有的珊瑚礁全部摧毁，彻底消灭以珊瑚礁为基础的生态群落。

此外，如果没有了珊瑚礁，沿岸洋流的情况就会改变，甚至会改变沿海地区的局地气候。显然，像珊瑚这样的生物更需要得到保护，这也是为什么科学界十分重视珊瑚灭绝的相关研究的原因。要保护这些生物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它们生活在自己本该生活的环境中。然而，珊瑚所面临的海洋酸化等一系列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能够改变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作者说人类应该要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以便让更多的动物们迁徙过去，在那里生存和进化。这是不是比保护动物更重要的一件事？

保护栖息地的确很重要，但不是为了让动物们迁徙过去，而是为了让动物们生活在本该属于它们自己的栖息地内。其实，人类直接杀戮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所占比例较低，而且是以哺乳动物为主，而真正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源于栖息地遭到破坏，物种自身又无法适应改变之后的环境才走向了毁灭。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海洋酸化，令珊瑚难以沉积碳酸钙来构筑珊瑚礁；乱砍滥伐造成的森林碎片化，令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种群数量减少，大大降低了抵抗生存意外的能力；人类全球旅行造成的物种入侵，直接破坏了栖息地原有的生态平衡。所以说，保护动物，除了停止杀戮，更重要的是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通过读这本书，我们认识到人类行为对我们这个具有惊人多样性的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威胁。作为普通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去做，才能使我们的行为不对其他物种或环境造成伤害？

套用一个宗教用语，每一个人在物种灭绝这件事情上都背负着“原罪”——与生俱来，无可逃避的罪责。从历史上来讲，人类就是靠着杀戮其他物种才生存下来的，其中甚至包括我们的近亲，比如尼安德特人等其他早期人类。

从现实来讲，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甚至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享用现代文明的各种科技成果了。要知道，所有人类科技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有一定程度的污染，还要消耗能源，而所有国家的能源几乎都离不开火电，更不要说这些产品在运输中造成的碳排放。所以，就算一个人生下来足不出户，也会不停污染着这个世界，破坏着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所以，相比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我更推崇进一步加速技术的进步，因为科学技术与环境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

以能源为例，火电有碳排放，水电截流有水系生态环境影响，但核电只要做好安全问题和核废料处理问题，其对环境的影响就比火电和水电小得多。更进一步，如果未来能够实现可控核聚变，那么就将实现彻底的清洁能源。所以，面对环境和物种灭绝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裹足不前，开历史的倒车，反而应该快马加鞭地向前赶，把更多低污染甚至零污染的新技术应用到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去，同时开发更加环保的下一代科技。环境保护不是，也不应该是科技的大倒退，而是要让人类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都生活得更好。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翻译过程中有无跟原作者进行过沟通？评论说“她的文字如此明晰易懂，就像在我们的星球上放映电影一样有趣”，这是否意味着翻译起来比较轻松？如果在翻译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主要存在于哪里？

翻译过程中没有跟作者沟通，但在她获得普利策奖之后，我的确有通过Email与她取得联系，向她表示祝贺。她也说很高兴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她的作品，并通过她的作品了解全球物种灭绝的现状。

在我读过和翻译过的英文科普作品中，她的文字的确属于比较易懂的，同时又不失优美。她很少玩弄华丽的辞藻，这对我们翻译者而言是件幸事。她还能够把复杂的科学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层层剖析开来，比大多数科学家写的科普更容易读懂。翻译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是少数几个偏门物种拉丁名的译法问题。由于作者采用的很多材料都是她与一线科学家交流得到的，包含了很多最新的发现。这些物种名还没有被国内学术界翻译过，也不是国内能够找到的现存物种，因此没有权威的对应中文译名。我不得不查阅一些拉丁文的词意，或寻找该物种最初被发现时的发表论文，来了解发现者做出命名的含义所在。当然，我也可以直接保留拉丁文字母放在书中，但这样恐怕很难能给读者一个直观的印象，也会妨碍阅读的流畅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对于此书获得普利策奖您有什么想说的话？评委之一说“无论如何拔高本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您是否赞同？

刚译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对编辑说，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科普作品，没有“之一”。所以它获得普利策奖时，我并不感到吃惊。关于重要性的说法我也完全同意。虽然我们自身的生存是个首要的问题，但的确还有很多地球人并不知道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惨剧，因此需要这样的书去宣传相关的事实与理念。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普利策非虚构写作奖连续两年颁给讨论环境问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当下对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反思。您也是一名科普作家，目前有无此类写作计划？您更喜欢翻译还是写作？

翻译了一些科普书籍之后，我的确有自己的科普写作计划，不过并不是在环境方面的。这本书之所以可读性强，材料丰富，关键在于作者亲身前往世界各地，在科研的第一线与科学家们直接进行交流。国内的作者更多的是“闭门造车”，既没有精力，也没有经费去为了写一本书而“行万里路”。在这种条件下，不太可能创作出以环境问题为主题的优秀纪实作品。所以我并不准备尝试这样的主题，而是想要写一写我的专业方向，也就是在微观尺度下研究生命的奥秘——不是细菌病毒这样的尺度，而是更加微观的原子分子的尺度。自己写作肯定要比翻译更困难，况且翻译就像是精读一本书，是个令人有所收获的愉悦过程。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您认为我国科普写作与欧美作家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

一方面可能就是我在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闭门造车”的问题。在这本书的致谢中，作者提到了她周游世界的经费是一个基金会的某个项目提供的。似乎国内并没有这样有针对性地为作者提供经费支持其科普创作的经费项目，即便有，金额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在绝大多数科学门类中都是处于追赶者的地位，而非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研水平。如此一来，我们的科普作者如果想要写出优秀的科普作品，就需要与国外的研究者交流，语言是一个难关，而邮件往往也很难深入沟通。

 上海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