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本书,或许他们可以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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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最后一天,分享两篇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中的短文,一篇是关于英国籍摄影家唐·麦库林,一篇关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提出摄影“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布列松无需多介绍,麦库林以战地摄影闻名于世,而在阮先生的评论中,充满了摄影师们在用相机记录与表现世界阴暗面的真实时,那种在个人心灵之间充斥的强烈冲突、自省和追问。
《想见 看见
听见》是阮义忠先生三十多年艺术生涯的回顾,每阅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后天10月2日下午两点,阮先生在杭州西溪天堂商业区内西轩酒店一楼有一场讲座,届时欢迎朋友们参加。
◎ 英国籍大摄影家唐·麦库林的影像有如黑暗报告,而他那深刻反省的文字,就仿佛是在行过黑暗时所发出的良知之光。这是我读过的最动人的忏悔录之一。
--阮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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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报告,良知之光:唐·麦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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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合理的行为——唐·麦库林自传》(Unreasonable Behaviour:An Autobiography,by Don McCullin)出版前,我已读过他一篇长长的回忆文字。那是发表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号我所创办的《摄影家》杂志第三期上的《黑暗的报告》(Reports of Darkness)。随着这篇纸本文稿而来的,是一摞撼动人心的黑白照片。那时的出版氛围真叫人怀念!我所收到的作品大都是一幅幅摄影家亲自放大的原作,而不是必须在计算机上观看的电子档案。收到快递寄来的包裹时,从打开来的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和唐·麦库林好接近啊!有志一同的摄影文化工作者,即使身处地球的两端,也能有如兄弟般地心心相印。
唐·麦库林的文笔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影像创作。他走过的地方像是人间炼狱,所拍摄的照片就是人类黑暗面毫无遮掩的展现,而每幅影像都是他用生命换来的。我想,他之所以写文章,为的就是治疗自己饱受创伤的精神与肉体,而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也同时发现了被贪婪愚蠢日渐腐蚀的自己。他的影像有如黑暗报告,而他那深刻反省的文字,就仿佛是在行过黑暗时所发出的良知之光。
我很庆幸曾与唐·麦库林有过短暂的会面,并将当时的情形为文收录于《面对摄影大师:与二十二位摄影大师有约》一书中。那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的法国阿尔国际摄影节(Les Rencontres d’Arles):
有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每天都可以看到英国籍的摄影大师——唐·麦库林。我们住在同一家饭店——法国阿尔的阿拉坦旅馆。每天早餐时分,在那个小小的餐厅里,无论坐在哪个角落,人人都会觉得彼此距离很近。尽管我们的杂志才刚刚介绍过他的作品,应该是有好多话好聊的,但我还是尽可能地不去干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离群索居多年的他是非常害羞的……
在摄影节期间,阿拉坦旅馆的天井和后院,是年轻摄影家拿作品向前辈请教,以及出版商、经纪人和美术馆长发掘新人的场所。这时的阿拉坦旅馆,每天就像市集一样好不热闹。麦库林每天用过早餐后就会消失一整天,看来是想躲开一拨接一拨的人潮。
麦库林是当代最有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三十年来先后拍过塞浦路斯、越南、柬埔寨、刚果、比亚法拉、以色列、北爱尔兰各地的战事。在拍摄黎巴嫩萨布拉和夏提拉两处大屠杀后,决定不再拍摄战争,而改拍风景。
这年的摄影节,麦库林有一个大型回顾展,两百多张照片占满了四个展览厅。一进门就是叫人触目惊心的影像:一个孟加拉男人和他的子女围在死于疟疾的妻子身旁绝望地哀号;抱着婴儿的土耳其妇人为死于内战的丈夫痛哭;非洲丛林里四位战士,由于没有担架,只能分别提着重伤的同袍的四肢赶去就医;比法利亚野战医院的三位伤兵,两位缺了腿、一位没了双眼;刚断气的越共士兵,身边地上散落着一摊从皮夹里掉出来的亲人照片……
这些照片充满着悲惨和死亡,令人无法正视,只觉得胸口越来越沉重……就在忍耐已达极限时,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突然没有了,换上的是麦库林近年来拍的英国乡村风景,以及他家里摆设的花卉。展览显示他在关照世界各个角落的苦难后,回到自己的家园。他渴望和平、渴望宁静,在自己内心的方寸之间找到一片净土。
对这种改变,他曾经坦言:“我为媒体工作,这就意味着我摆布别人的感情,剥削别人对不幸、痛苦的反应,而同时我自己也被摆布;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有罪。对宗教,我有罪,对那些无助的人,我也深受良心谴责。当我行囊里带着拍好的底片,安全离去时,他们在饥饿和战火边缘等死。我没办法再承受这种罪恶感,我不愿意再一直对自己说:‘这个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让这个孩子饿死。’我要拍风景和花朵,我要活在和平里。”
那天,法国大富豪霍夫曼夫妇邀请一百多位摄影节的贵宾到他家牧场举行盛大的露天午宴。除了有牧童现场表演捉牛、屠牛、烤牛之外,还有一个吉卜赛的乐队和舞女表演助兴。女郎热情地邀请来宾共舞时,不知怎的挑中了麦库林。他手足无措,尴尬无比地站起来,在大家的起哄下,把两只手臂摆动了几下;与其说是跳舞,还不如说是求饶。那时我不禁想起麦库林的另一句话:“和平的日子不容易。我以前习惯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一年经历四五个战争。对我来说,正常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看来,他的下半辈子还是会带着他的原罪过下去。
事隔十五年的今天,当我看到《不理性的行为》中文版付梓前的初样时,所受到的震撼程度超过当时。因为这本书巨细靡遗地显露了他心灵底层的煎熬,文字的水平甚至超过许多当代颇负盛名的文学家,只因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亲身的体验,毫无凭空撰想。摄影家的目击经验提供了鲜活的临场感,以及作者掌握文字的准确度。他在说的时候让我们触到,在写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反省的时候让我们内疚。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我所读过的最动人的忏悔录之一。
书名虽是《不理性的行为》,可是唐·麦库林写这本书的方式却是非常理性的。他一点都不想煽情,只是让读者眼睁睁地看到这个时代的人类如何自我造孽、自我毁灭。他在贝鲁特造访一所精神病院时,整个医院正在遭受猛烈的炮击,镜头前的一位年纪大而庄重的病人仿佛在质问着整个的人类文明: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那些精神正常的人都失去良心啦?”
拍过这位病人不久后,唐·麦库林不再拍战争了。然而,他接着又置身于另一个烦恼与痛苦的深渊:
“我做了一件我痛苦的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我现在觉得那也是我做过的最邪恶的一件事,它伤害我的程度不亚于看着我的父亲过世。我离开我的家人,开始和拉兰同居。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谁是快乐的。我必须选择放弃拉兰或放弃我的家人。但是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即使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哭泣。我在黑暗中沿着M11公路开车到伦敦,忍住不回头看。”
见证过世上无数的苦难与不幸,亲情与家庭却带给麦库林更大的心灵负担。可见地狱并不是外界环境,而是在自己的心中。
“在内心里,我是个失去身份认同的人。我所有的训练都是向外寻找,扫描地平线上的新故事做报道。忽然向内心世界探索,那里头潜伏着古老的黑暗,和我破裂的婚姻带来的新愧疚感。”
对我而言,唐·麦库林是位真正而且完全的摄影家,因为他是走进暗房,自己放照片的人。他对暗房工作的描述深获我心:
“我在暗房时不喜欢走出来进到光线中,我喜欢黑暗的连贯性。那使我感觉安全。暗房是非常适合人待的地方。它是个子宫。我觉得在那里面有我需要的一切。我的心灵,我的情绪,我的激情,我的药水,我的相纸,我的底片,和我的方向。在暗房里,我是个完整的我。”
然而,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的一个可爱的日子里,从暗房出来的麦库林走入光线,接了一个电话。他的妻子因脑瘤而病倒,并在接受手术后很短的时间内不治身亡。爱人拉兰也跟他分手了。儿子保罗跟儿媳新婚不久便彼此离得远远的。另一个儿子亚历山大有时会与他同住,但大多时候,他只有跟照片档案中无数的鬼魂共处。
本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的文件柜里的鬼魂有时候似乎会跑出来吓我,那些死于所有的那些战争的鬼魂,特别是那个白化症男孩。如今,在最后一次与生命撞击之后,那里面也有我所爱的人的鬼魂。借着这本书,或许他们可以获得自由。”
这是唐·麦库林的祈祷,也是读者的祈祷。但愿这本书的出版,也能让作者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由。
写于二○○八年
◎ 在任何不起眼的事物当中,布列松都可以品味出生命的珍贵。他凝视着稍纵即逝的瞬间,拼命用全部的专业训练、审美素养与个人情调,把大家看不见的那最微妙的时空交叉关系停格。在布列松的年代,一张摄影作品就是一刻摄影者与被摄者的生命交流,那是摄影的黄金时代,也是人性光辉闪耀的时代。
--阮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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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布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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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八四年于台湾的《雄狮美术》发表过一篇有关布列松的研究文章,开宗明义地点出:“布列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只要想走这条路,就会打他的门楣下经过。当然,你有能力的话,也可以撑竿跳从门上跨过。”
事隔四分之一世纪,我的看法依旧没变。摄影身为工业革命后的一项新的表现工具,见证了人类社会在急速迈向科技文明的同时,匆促地丢失传统,错乱认同。摄影最有力的特质,就是可以随时捕捉正在消失、一去不回的时光。它可以是一种批判工具,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对美好事物所作出的肯定。布列松观察平凡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微琐事件,捕捉他们在歌咏生命时绽放自己。
换句话说,在任何不起眼的事物当中,布列松都可以品味出生命的珍贵。他凝视着稍纵即逝的瞬间,拼命用全部的专业训练、审美素养与个人情调,把大家看不见的那最微妙的时空交叉关系停格。他这么说过:“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其决定性的瞬间。对我来说,相机就是素描簿,一种直觉和自发的工具,套句术语——它主宰着怀疑和决定同时并生的瞬间。为了‘赋予世界意义’,摄影者必须感觉自己与镜头内所看到的事物息息相关。”
从来没有人像布列松那样,将摄影的地位提高到等同于其他的艺术表现。他的照片不仅是视觉表达,并且教导着我们,摄影是一种看的艺术、看的哲学以及看的伦理。在他之后的无数摄影家,透过相机传达了对世界的关怀,也扩展及丰富了自己的生命。
布列松从不裁切照片。许多人对这样的严格自律不以为然,觉得为了使照片效果更好,裁切一下又何妨?其实,他并不是不裁切影像,而是在取景时已于观景窗上做好了切割。更确切地说,在按下快门之前,他已经裁切好了一张完美的构图。换句话说,他的照片是不能事后更动的,要不就是经典,要不就是失败。
我很能体会并赞同这种属于创作者的极度自律。有些人认为,艺术家应该拥有无限大的空间,有权利挑战极限,一切人、事、物都可依自己的想象摆弄。但这是在表现对象,还是在证明自己?
艺术绝对不该沉溺于自恋,而是应当找出自己与对象在生活中的共鸣。布列松的作品就是如此。他永远认真去体会眼前景象的生命内涵,并找出其最厚的深度。有时,他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无尽的象征,拍出梦般的情景。他的摄影作品最迷人之处,当然是那“决定的一瞬间”;但是,其中的魅力又在于让人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又会变成怎么样。这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联想,构成他的作品特质,也使他的照片特别耐看。
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奥黛丽·赫本与亨利·方达主演的经典老片《战争与和平》,为该片所传达的人性光辉激动不已。我在初中就看过托尔斯泰的这部原作了,四十年后,他那永恒的人道精神有如当头棒喝,提醒我,这一路走来,在得到美好的生活、成功的事业之后,是不是也失去了什么?少年时代纯真、无染的理想与志向是否依旧跟随着我?
当天晚上,我把托尔斯泰传又找了出来,虽然年纪大了、眼力差了,还是勉力把这位伟人的一生又温习了一遍。人生在世,于任何阶段都应该有一个榜样。每个人因缘不同,效法的对象当然也不同,可是最终目的却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叫自私,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才叫好。托尔斯泰是人类的典范,布列松也是;只要愿意留心,在历史上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物。
在计算机无孔不入的渗透下,二十一世纪已注定会使人类更加迷失在虚拟的价值体系中。自从手机也有照相功能后,年轻一代最感兴趣的摄影对象就是自己,整天眼盯着计算机屏幕,耳听着MP3,给予先人养分的真实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或许连定义也不一样了。信息越来越多,生活体验越来越少,心灵自然也越来越空洞。布列松从拿相机的第一天开始,直到闭上眼都始终是个“模拟”的人。他用自己的身、心、灵与周遭环境以及整个世界相应合,鲜活的生命体验一回回地激荡出火花,一帧帧地化为传世之作。
在布列松的年代,一张摄影作品就是一刻摄影者与被摄者的生命交流,那是摄影的黄金时代,也是人性光辉闪耀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今后的世界应该永远有启示作用。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与现代人之间的迷障也越来越厚。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抱着挖掘宝藏那样的心情,主动找出并呈现珍贵的传统价值,并细细体会,这些价值在纷扰不安的现今,必能带来安定与导航的作用。
写于二○○八年
活动通告
去西溪天堂听阮义忠聊聊摄影的那些事
【时间】2014年10月2日(本周四)下午两点
【地点】杭州市西溪天堂商业区内西轩酒店一楼
【嘉宾主持】傅擁軍(中国摄影家协会新闻纪实专业委员,《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快拍快拍网发起人)
http://mmsns.qpic.cn/mmsns/Q17jOB00yuqicphbvnLYClxgpU9nBdLuoic7AFf0SbtYb5VucE195gh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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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 著
ISBN:978-7-5327-6417-4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页数:294(图+文)
摄影改变他
著名摄影家阮义忠首部个人随笔集
娓娓道来艺术人生每一段重要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