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坐长途车回家，都需要经过一处由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组成的狭长地带。我更深刻的印象是车窗外闪过的只有文字组成的广告板，上面写着：印度红、伊朗米白洞、土耳其索菲特金、巴基斯坦白玉、伊朗青玉、米兰木纹、卡斯特红、毕加索金……在长达三十里的路上，满目都是这样的字，一些石板或是巨大的石头，被标注上各种国际化的名字，像是色标的术语表，又仿佛是联合国的检阅。

这个“石头长廊”属于广东云浮这个地级市，位于广州西边，有两小时的高速公路车距。云浮以出产“云石”闻名，但如今资源缺乏，已经以加工各种地方运来的大理石荒料为主。这些石头会在这路边的厂房内经过切割和打磨，会运送到全国成为宾馆、写字楼、地铁站台，或者是某个大富人家的壁炉。

在读过何伟（Peter Hessler）的《奇石：从城市到荒野的另类纪实》后，我便产生了一种既视感：这些场景也好像在书中出现了。这本他在《纽约客》杂志出版的深度报道文章合集，目前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读何伟的书后，有时会出现一个幻觉：我的眼睛变成了何伟式的眼睛，我得对这个“熟知的”国家保持陌生感与好奇心。我会想，如果美国作家在这里，他会掏出笔和本子，记录下什么。

在急速变化时期（也许很短暂）的中国，我们所幸有何伟的眼睛以及史景迁的耳朵。前者能看得见奇形怪状的当下中国，后者博古通今，听见千年前的中国历史留声。

历史学家史景迁曾这样评价何伟：“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而在一次采访中，何伟则透露他最喜欢的史景迁作品是《太平天国》：“它讲述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奇异的时期。”史景迁擅长于自己掌握历史素材，然后去找寻其背后的意义，“研究历史一定要保持警醒。特别是在一些边缘的地带，永远保持好奇心。另外，不断地去反思，重新思考你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当下的全球文化传承。”

史景迁在1960年代开始书写中国历史，他依赖于把大量的中国史料文献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朋友，以帮助他察看历史的真相，而如今，他笑说中国人又要把它们从英文翻译回中文。

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的一个挤满了学生和听众的阶梯教室里，我在阶梯抢到了个位置，安安静静地聆听史景迁的讲课，他在对中国年轻人分享他最新的历史研究－关于“沈福宗和他的十七世纪跨文化之梦”的故事。

在东西方互相感兴趣的17世纪初，一个基督教徒，学识渊博，深谙东西方礼仪之道，在王室外交上应付得当，对科学、哲学、文学、数学都有广泛涉猎的青年才俊，在他作为第一个有机缘游历欧洲上层社会的中国人，并得到了广泛认可与礼遇的大好年华，在他怀抱梦想，要把他在西方取经的见闻与他人无法复制的上宾礼遇分享到中土的时候，沈福宗，这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棋盘中率先渡河的卒子，却被意外来袭的病魔吞噬。西方世界失去了一个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东方的文明使者，而缓慢发展的中国，沉睡中的狮子，则浑然不知它失去了一位“17世纪的玄奘”。

无论如何，一个东西方相遇的纪元始终会到来，个人的交往和努力不会改变这个相遇和大冲撞时代的大格局，但谁又可以否认偶然的火花也可以燎原？就好比鉴真和尚把大唐风物传到日本，结果留传千年。文化的交流，也应与宏大的经济军事的大层面有所区别，个人的意义，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恢宏。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学贯东西的沈福宗有如流星的闪现与坠落，其实是我们在东西方文化棋局中的一个意外失着。

所幸，西方对中国的写作与想象始终未曾断落过。而史景迁和何伟，两位美国人都把大量的研究指向了中国人的个体痕迹，而不是大局层面的偌大中国。有如学会了中国人对奇怪的石头的把玩，从主观和局外人的角度，练习了观赏的方法，能掌握“天地山水在手中”的自我满足。从中国人的角度，通过视觉的累积与美学训练，似乎能看到同一块石头的不同审美切入角度—如同画家刘丹谈及的：“唯有石头一节，即古人所谓山精湖骨，能担起‘干细胞’的作用。”

荒野路边的石头切割工，荒料石头外观都长一个样，用同一个方法来切割，却能把石块唤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名词和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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