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阮义忠5岁的儿子有一天突然问他，什么叫信仰。这位差点被问住的摄影师后来这样答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相信爸爸妈妈是爱你的，这种永远不会变的爱，就是信仰。 ”前天晚上，有着“中国摄影教父”之称的阮义忠携个人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在季风书园举办读者见面会，他告诉读者，“摄影，就是我的信仰。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我对它都是永远不会变的爱。 ”

开工作坊传授暗房技术

    阮义忠此次来沪，演讲题目却是“我为何写作”。已经64岁的他，早年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很多摄影爱好者远道赶来，席地而坐。这些人中，不少是“阮义忠摄影工作坊”的学员。

    多年前陈丹青曾说过， 大陆关注“世界摄影”，或称之为“严肃摄影”的人士，若其年龄正在四十岁上下，那么，阮义忠的名字想必在他们心中无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

    三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寻找动人细节，拍摄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珍贵照片，作品也成了台湾地区独一无二的民间生活史册。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摄影家》杂志，撰述《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等书，在摄影界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五部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使他成为世界知名摄影家。

    即将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的阮义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在杭州、成都开设“阮义忠摄影工作坊”，每期2招十个学生，集中学习一周，上午学习理论，下午学习在暗房冲印、放大照片。

    阮义忠说，在大家都要忘掉传统相机，不注重摄影的人文精神时，“我希望把我的理念传给年轻的一代，教他们那些快要失传的暗房技术。大家都在拥抱新技术，我刚好相反。快没有的东西，要多多拥有。多拥有一天，就是多一天幸福。”阮义忠还骄傲地说，迄今为止，他没有一张照片不是自己亲手放大的。现在这样做的，大概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

把镜头对准家乡和土地

    阮义忠是台湾地区宜兰头城镇木匠的儿子，童年时他拼命读书，发誓不要跟父辈一样在土地上过活，“那时的我，认为所有和泥土有关的东西都是卑琐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对土地如此抗拒的人，后来却拍出了一系列反映“人与土地”亲密关系的照片。而改变这一切的，正是摄影。

    “如果当地人和他的生活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就会像个呆子，背个相机在大街小巷里乱晃。”阮义忠曾经背着相机“乱晃”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把相机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家乡土地上的人。

    1975年，阮义忠转到《家庭》月刊工作，他接到一个任务，介绍台湾普通人旅游的地方。阮义忠想把自己的摄影经验植入进去，便从一些没有被现代文明干扰的乡下开始，第一期是他故乡的渔港。“在当时那绝对不是一个观光景点，顶多吃吃海鲜。”阮义忠拍渔民作业，市场买卖，老人在码头旁边下棋，妇人补破网的照片……

    演讲中，阮义忠说，“摄影给我的最大的满足在于，感动的那一刻和创作同步。我有一种生命很充实的感觉——我感到别人生命，因为我按下了快门，而和我的生命叠印在一块儿。我们本来是陌生人，而两个陌生人因为因缘巧合而遇合时，我的生命宽度扩展了，我的生命深度也增加了。这种很丰盛的感受是其他创作得不到的。”

    边拍照边写专栏的他，写下了这样的感慨，“最美的风景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没想到，这个专栏意外走红，这句话也成了阮义忠摄影的最好注脚。

选择用照片传达人性善面

    阮义忠始终在“凝视台湾即将逝去的人文价值”。他拍下了人与土地，拍下了失落的优雅，有人说，他赶上了一个摄影的黄金时代。

    可阮义忠却不这么认为，“你生长在哪里，就要用你的眼睛去捕捉你成长中最难忘的东西，把你的情感和怀念，一点点的爱和一点点的恨都表现出来，这些都会引起人的共鸣。生在哪里，心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土地和故乡。”

    在这个人人都是摄影家的年代，阮义忠说，现代人拍照太不慎重了，随便拍，“好照片是天时地利人和，但现在人大部分丧失了这种创作态度。如果你的态度都在的话，那么哪个年代都是摄影的黄金时代，摄影最重要的还是要注入你的人文精神。”

    谈到对当下摄影作品的看法，阮义忠表示，他对当代艺术完全没办法接受，“缺少一种温暖，冷冰冰的。每个创作者都有不同的人生观，我觉得现实生活已经够苦了，你何必在艺术上再让人家尝到苦头、难受呢？你表现了苦难之后，如果不是透过苦难让人家看到人性光辉，彻头彻尾只是表现苦难，那于事何补呢？所以我宁可选择用照片传达人性善面，让人家看到一点温暖、希望。”阮义忠认为，一个影像若能穿越时空，还让人有所感动，那就是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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