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工作、买车、按揭买房的事情放一放，用一年的时间，前往25个陌生的城市，采访25个陌生的同龄人，问问他们是怎样生活的，然后写成一本书。
　　
　　 25岁的时候，西班牙人马克·塞雷纳做了这样一件事。
　　
　　 他本以为，那只是他和这个世界独自打一次交道，却没想到引发的“共振”持续至今。
　　 　　
　　 随着《二十五岁的世界》有了简体中文版，塞雷纳来到了上海。
　　
　　 他没想到，这里有那么多年轻人对他的故事充满兴趣。
　　
　　 他也许不知道，那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渴望着谈谈他提出的问题：
　　
　　 是什么让我们微笑和哭泣？
　　
　　 我们是谁？
　　
　　 我们想成为谁？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
　　
　　然后我问自己，要不要用这些积蓄去做些别的事情？
　　
　　 6月4日晚上，淮海西路“雕刻时光”咖啡馆来了很多人，很多年轻人。今晚的活动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一个西班牙人要来讲讲他的故事。 25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先把工作、买车、按揭买房的事情放一放，用一年的时间，前往25个陌生的城市，采访25个陌生的同龄人，然后写成一本书。
　　
　　 与此同时，这个叫做马克·塞雷纳的西班牙人，正和翻译“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长途飞行让他有些疲惫，想要马上就要面对一大群陌生人，又有些害羞。不过，这些丝毫不减损他内心的高兴和奇妙感：他本以为从2008年9月开始出发的旅程，只是他和这个世界独自打一次交道，却没想到引发的“共振”持续至今。 2010年10月，塞雷纳把25个年轻人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二十五岁的世界》，这本书不但出版了西班牙文、英文，还有了韩文、日文，而现在，它又有了中文！此刻，还有那么多中国的年轻人正等着想和他谈谈。
　　
　　 “最早我对一个朋友谈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十分惊讶，他说这主意蠢透了，只能体现出我的不成熟。”塞雷纳笑着说，“现在，我30岁，但这趟旅程好像并不是五年前的‘过去的事’，今天我仍然很愿意谈论这本书，我为这本书感到骄傲。我们的未来就孕育在当下，年轻人是世界的未来，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怎么想的，他们有什么改变，他们怎么对待不同的选择……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决定了未来。”紧接着，塞雷纳还说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到2025年，书中记录的一代就将成为社会的引领者，而这个时候每三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两个是亚洲人。“我没想到，在北京、上海遇到了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很渴望谈论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亚洲的确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觉得我写了一本有用的书。”
　　
　　 采访开始前，一看到摄影记者，塞雷纳赶紧做了一个歉意的手势，提上行李包，留下一句“哦，我得先去换件衣服”就匆匆走了。我们以为他觉得身上的旧红色T恤过于随意，充满了旅途的气息，要去换一件比较正式的衬衫。可不一会儿，重新出现的塞雷纳只是换上了了另一件休闲T恤。“你们没觉得它更25岁吗？”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们这才注意到，新T恤更加亮丽，胸口还有一个醒目的卡通图案。这么做，不是为了配合书，或者晚上的活动，“自从那趟旅行回来后，我对年龄似乎有些困惑。”塞雷纳说，“我去过墨西哥一个边远土著乡村的墓园，墓碑上只有死亡的日期，没有出生的日期。有时候我会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好像‘冻结’在了25岁。”
　　
　　 2008年，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西班牙也弥漫着萧条、不安和恐慌。就在这一年，25岁的塞雷纳想出去看一看，了解这个世界上和他同龄的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当时，他是西班牙国家电台的记者，工作稳定，而且他的勤奋——手头永远同时忙碌着好几桩事情——也让他有了一些储蓄，可以买车，付得起住房按揭。“然后我问自己，我要不要用这些钱去做些别的事情？”
　　
　　 在经济动荡的时候，停掉工作，花光积蓄，绕地球一圈只为了去听25个陌生人说话？这个想法在西班牙也是挺“刺激”的。塞雷纳根本不敢告诉妈妈实情，为了宽慰她，就骗她说是有人出钱让他去写这本书的。“和所有重大的决定一样，考虑太多的结果就是迟迟不能开始。我也有过犹豫不绝。要做如此长时间的旅行，要下的决心对我而言，可以和生孩子或者做生意创业相提并论。”塞雷纳说，“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书上有一句话我非常有感触。它写着，年轻人跟年长的人区别在哪呢？年轻人总是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年长的人总是在遗憾我当年如果干了这件事，现在会变得怎么不一样。25岁的我，也许什么也没有，但命运就在我手中。那就趁命运在手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出发前的几个月，真是一场折磨。就在前往南非的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塞雷纳突然觉得很累。当他发现一架飞向非洲的航班上全是白人时，不由一阵紧张：我没飞错方向吧？
　　 好在，还有拥抱。
　　
　　 “出发前几天妈妈一直在帮我准备东西，告诫我路上有哪些风险，一遍遍问我是否去意已决。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本以为她会最后责备我一次，说都是我的错，要她经受这一切。但她用尽全力给我一个拥抱，用一个母亲才明白的眼神望着我，然后松开了怀抱，‘要活得快乐’。她从未如此明确地对我说过这句话。”
　　
　　在一个糟糕的国家里，她依然在做非常美的事：写诗
　　
　　 “一般人写书前是对着一张白纸，但是我展开了一张世界地图。然后想从哪开始呢？好，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把地图上一个一个点填满。我买的是一种全球旅行的通票。”
　　
　　 塞雷纳的第一站是南非约翰内斯堡，那也是整个旅程中最混乱的一站。种族隔离从法律上已经取消，但隔离仍深深地烙印在生活中。白人、黑人分开居住，过着没有交集的平行生活。哪怕是在全城最安全的区域之一，拜访邻居也得先上一辆车，经过三道屏障，保护措施好得让人觉得身处动物园。塞雷纳采访了一位黑人DJ，跟着他去酒吧，听他最喜欢的音乐唱片，走进名声糟糕的黑人社区，结果大家奔走相告，说来了一个白人。
　　
　　 去越南之前，塞雷纳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是：越战，大米产量非常高，但他遇到了一个服装设计师，颠覆了传统的印象，于是就选择了他作为一个描摹的对象。
　　 日本给他的印象是：小，非常有秩序，强烈的消费主义。在他眼中，银座和新宿这样的中心城区，简直就是一家巨大的彩色商店。一个细节也很难忘：似乎每次下雨，日本人都要买把雨伞。不过，最后吸引塞雷纳的却是一个僧人，脸颊瘦长，沉默寡言，习惯低着头避免目光交流，非常节俭、举止老道。诵经的时候，绵长深厚，有如永恒，文字和声音仿佛来自身体内部。但他也会穿上某支大阪足球队的T恤。塞雷纳偷看了僧人iPod中的播放列表，他的口味可真宽：有日本流行乐，节奏布鲁斯，荷兰的嘻哈乐。他甚至还会跳一点街舞！
　　 在泰国，塞雷纳采访了一位女泰拳手，动作迅速，搏击时眼色像鹰一样，努力争取每一场胜利，争取女子泰拳的发展空间。
　　
　　 在韩国，塞雷纳的“目标”是一个当红的流行歌手。几年后，歌手写信告诉塞雷纳，她离开从小就很熟悉的演艺圈，改去美国念法律。
　　
　　 在秘鲁，一个生活在丛林当中的人成了25个主角之一，他用当地的草药来治病,他会喝一种东西，喝了之后头晕目眩，以此预示未来。
　　
　　 而在比较熟悉的欧美大陆，他采访了调香师、企业家、抗议者和职业大胃王——后者能在10分钟内囫囵吞下55个热狗、8分钟咽下六到七升的冰激淋，他就靠这项本领谋生，一年大约能挣4万美元，但永远不能静静地坐在桌边吃饭。
　　
　　 ……“你如何和这 25个人相遇？”“为什么是他们？”
　　
　　 这是塞雷纳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每次我去一个国家，并不会带着目的去找到什么人，我会先适应一下新的地方，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特有的气息，然后买一份当地的报纸，了解下他们最近的生活……我想，我是在等待那个人的出现。碰上一个好时机非常重要，不同国家情况不同。比如在智利，人们可以在监狱里进行对话，既然允许我就进去跟囚犯聊一聊，我就抓住了这个时机。比如我到了东南亚的时候，正是是海洋丰收的季节，我就选择了一个渔民……跟着感觉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旅行时一定要变得非常敏感，否则就不叫一次旅行。”
　　
　　 采访时，记者邀请塞雷纳玩一个小游戏：“现在我把你的书放在你面前，但你不准打开。请问，二十五个人之中，哪个名字最先跳进你的脑海？”
    “普莉姆罗斯，津巴布韦女诗人。”塞雷纳不假思索地答道。
　　
　　 2008年9月，塞雷纳来到津巴布韦时，被这里的通货膨胀惊呆了。面包店里的标价一天能变三次，买一样很小的东西得拖着几麻袋的钱，当地人开完笑说，别人在给你开发票和你付款的间隙——比如付电话费——那付款金额已经分文不值了。当塞雷纳走进最大的超市以后，仿佛产生了幻觉——里面有货柜、橱窗、冰箱……但全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马路上的红绿灯也不工作了，有时候是因为断电，还有些时候是因为有人把灯泡偷走了——偷去了舞厅。
　　
　　 但塞雷纳也遇到了不寻常的地方：书本咖啡馆，一个至今能维持营业并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的地方。那天是诗歌朗诵日，咖啡馆被手拿杯子的人们挤得满满的。塞雷纳就在那里遇到了普莉姆罗斯。“普莉姆罗斯一身嬉皮士年代的打扮，尤其是耳环、项链和闪闪发光的白色帽子。25岁仍然单身，独自居住，这在津巴布韦是很不容易的，她母亲对此很不满意，但她说，‘我为什么必须结婚？我难道有保质期吗？’她一边写诗，一边在津巴布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薪水随本地货币波动，却只有欧洲十分之一的水平，但她仍然被人看作享有特权。她的英语说得很好。”塞纳雷说，“你知道吗？津巴布韦的失业率高达70%，很多专业人员都移民国外。以普莉姆罗斯的情况，她完全可以离开，把问题都丢在身后，但她选择留在了那里。在一个混乱的国度里，她依然在做非常美的事：写诗。”
　　
　　 在咖啡馆，普莉姆罗斯慢慢地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描写了对于这个国家的感情——就好像亲吻一根刺。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至今会在塞雷纳的脑海中回响：“我一直看不见自己拥有的，只看见自己曾经拥有的。”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究竟是在干嘛？
　　
　　 中国的年轻人也不简单。在京沪两地的阅读分享会上，塞雷纳接到了不少好问题。“你是去了很多国家，可如果你不在那个文化长待一阵的话，你怎么能很深入地认识这个国家？你说，想通过描写不同的人去探讨世界的未来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但你的方法，深度够吗？”
　　
　　 “20-25岁的年轻人会经历很多迷茫，但是我看到这25个年轻人很淡定，没有迷惘。他们为什么能那么淡定？”
　　
　　 在和同龄人的交谈中，塞雷纳是触摸到迷惘的。澳大利亚的萨姆是一个聪明勤奋的移民后代，身兼数职：急救科医生、连锁餐厅老板、拥有一间设计工作室、创办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贫穷的祖国斯里兰卡，同时他还筹划一部纪录片，记录医院里的老人对疾病、死亡和生命的看法——看上去，萨姆简直是全球年轻人的典范，有那么几个瞬间，塞雷纳也觉得：“我们都是1983年出生的，但是看起来我们有十年的差距。”但萨姆也让人隐隐不安——他太忙了，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和女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也许还有他自己？
　　
　　 还有一名长跑运动员，多次得过残奥会奖牌，他热爱速度，热爱跑步，热爱风在眉间的感觉，热爱胜利。但同时，塞雷纳也得知，他承受着抑郁症的压力。
　　
　　 事实上，在漫长的旅途中，塞雷纳自己也常常陷入迷惘。他在序言中用“萤火虫”来比喻自己的心情：“萤火亮起的时候，我会平静下来，觉得此行会有所收获。萤火一熄灭，我便开始担心，一遍遍胡思乱想。”
　 2009年5月份，塞雷纳来到哥伦比亚，再过几个月，一年的漫游就要结束，他就能回家了。就在这个时候，他遭遇了整个旅行最艰难的时刻：奶奶去世了。
　　
　　 塞雷纳和奶奶的最后一次拥抱，是出发前去向她告别。“要对她说的话我想了好几天，却没有派上用场，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马克，你要去的地方是冷还是热呀？’她问道。我能感受到自己胸腔澎湃的心跳。我们都哭了，我只能拥抱她，然后吻了她九十下——根据她的年龄，一岁一个吻。‘最重要的是吃得好点儿。’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她说。”《二十五岁的世界》中这样写道。
　　
　　 “但她去世的时候，我却不能立刻回去，周围甚至连国际电话都没有。”塞雷纳回忆道，”当时我身在一个巨大的市场，周围非常欢乐、喧闹。我很悲伤，孤独地流着眼泪，问我自己：我究竟在这里干嘛？”
　　
　　 那么，是什么让《二十五岁的世界》缺少对脆弱的关注、记录和思考呢？是塞雷纳害怕伤害那些年轻人吗？还是他没有准备好？还是25岁终究太年轻了，尚且还不知道脆弱——人们承受着的烦恼、迷惘、痛苦、恐惧——究竟对生命意味着什么？
　　
　　 “这趟旅行让你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也是塞雷纳最常被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我的大脑似乎变成了一个‘谷歌地球’，能准确定位，因为大半个地球都过去了。”塞雷纳常常这样回答，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玩笑。
　　
　　 五年过去了，塞雷纳一直住在西班牙，还在当记者，空余时间做些电影方面的兼职——看起来，和25岁时候的生活并没有太大不同。是的，谁说干了一件非常规的事情，生活就一定会天翻地覆呢？
　　
　　 但在内心深处，25岁时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永远地逗留在了他的生命里：
　　
　　 比如，那个曾经当过两年水手的阿根廷发明家回忆远航时的一句话：“远还是近不太要紧，要紧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不是在一艘正确的船上？ "
　　
　　 比如，在印度遇到的独自旅行的当地女孩。这样的事即使不说冒险，也是很受烦扰的。当这个女孩坐下来歇息，总有一群男人盯着她，想和她搭讪。可这个女孩很神奇，她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一些“魔法句子”。当她取出一张纸条，问问那些围观的男人：你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吗？你怎么了？男人们一下子就散开了。
　　
　　 再比如，墨西哥偏远乡村遇到的女教师安娜，她有一张甜美的圆圆脸蛋。她告诉塞纳雷，在他们的土著语言索西语中，没有“你好”这个词，他们的相互问候是：“你的心怎么了？”

 
《二十五岁的世界》
[西] 马克·塞雷纳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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