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是一场旁征博引式胡侃的某种操练，本身并不带给你益处，但提供你识别图形结构时智力上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形式主义、充溢的文字游戏和某些粗野的欢笑。用烹饪的名词说，此书既非豆腐汉堡包（tofuburger）亦非巨无霸，而是一桌中式盛宴，各色短篇叙述和散文碎片邀人入席，但我们不是要吃个饱，吃多吃少都随我们高兴，小份小份的鲜美佳肴种类纷繁，调和与适应许多不同的味觉。换而言之，这书不像佩内洛普·莱弗利（Penelope Lively）的小说。它不会令你振奋；也不会告诉你如何生活。它意不在彼。

这类筵席似的汇编作品的母型是《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1）——注意“entertainment”一词。由薄弱的叙述串联的文学童话杂乱选集最初，现在还是，相系于农民社区的民间故事及其特有的即兴而又规律化的叙事模式。整部《哈扎尔辞典》是一种传说的历史，某些词条同民间故事有显见的相似性（比如“红书”一部分中的“佩特坦库和卡莉娜的故事”）：不过我猜想，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尽管在南斯拉夫那还是可能的——并不及弗拉迪米尔·普罗普1928年初版于俄国的《故事形态学》对其在美学上的贡献大。

普罗普持论传统的童话不是创作的，而是用零散的叙事积木搭建起来的，可以被再次推倒，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聚合，构成任意数量的其它故事，或与别的叙事积木组合出任意数量的其它故事。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传统童话容不下，也不可能有思想深度，在人物塑造上更不会是立体的。如果说同十九、二十世纪的小说密切相关的是街谈巷议，是源自矛盾人物的叙述，那么在我们先进的工业化社会，民间传说存活于趣闻轶事中。街谈巷议这么说：“你知道‘狗与鸭’2那家伙的女儿不？嗳……”趣闻轶事大概如是开头：“这个酒吧老板的女儿啊，瞧……”在我们的文化中，传说存活在酒吧里。

传统说书人并不编造新内容，除非偶尔迫于需要。干的就是道听途说的活，他或她会根据心情、突发的念头和文化背景，从库存中选取应时的段子，将它们以精彩，有时候新颖的方式重新整合。形式主义便是如此诞生的。（我们应当记得，伊塔洛·卡尔维诺，当代最有造诣的形式主义者，也给意大利的经典童话编了一部集子。）

帕维奇建议读者像传统说书人般行事，从他提供的丰富材料中构建他或她自己的故事。主要的区别是，帕维奇一手杜撰了所有材料。“压根儿不计较什么先后程序，而且也用不着遵从任何先后程序。每个读者可以像玩骨牌或纸牌那样自己动手来编辑一本属于他自己的完整的书。”3此书是一次练习，练的不是创造性写作，而是创造性阅读。读者能，帕维奇说道，“像玩魔方一样把页码任意编排”。

帕维奇积极邀请你参与，仿佛在向公众展露其想象力。“它广集百家之言，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他在卷首导言中说，“读罢掩卷，也可以自写续篇——从古达今本书编纂者何止千百，将来当然也会出现新的编纂家，将其重新整理、续写和补遗。”

但谁是，或者说曾经是哈扎尔人呢？“哈扎尔是个独立、强盛的部族。这群彪悍的游牧民不知是在历史上什么年代被死寂的灼人黄砂逐出本土，从七世纪起到十世纪定居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这块陆地之上。”作为一个民族，哈扎尔不复存在，于十世纪销声匿迹，他们“放弃原始的、今天已无人知晓的宗教信仰而改信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尽人皆知的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这三大教中的一教”。

马丁·西蒙-史密斯（Martin Seymour-Smith）以为，在南斯拉夫，“除了1945年铁托掌权后的数年，现代主义纵使称不上十分繁荣，也几乎是如其所愿地盛行了”（《世界文学指南》，1985年版）。《哈扎尔辞典》以丰富得近乎过度的内容，践行了华莱士·斯蒂文斯在“最高虚构笔记”中的嘱咐：

它必须是抽象的

它必须有变化

它必须给人欢娱

顺带提一句，此书有两个版本，阳本和阴本，十七行文字有出入，兴许是因为录事杰奥克季斯特·尼科尔斯基神父断言“男性与女性的故事不会有相同的结局”。为什么不会呢？但版本之间的性别差异终非关键，即便书衣上印着警告，可在这一设计上——全书仅此一点——帕维奇为一时聪明所误，创意几乎是失败了。

（原文载《伦敦书评》第11卷第11号，1989年6月1日，有节选）

1 《天方夜谭》的第一个英译本。

2 伦敦知名酒吧。

3 文中引用《哈扎尔辞典》原文的地方，译者查对并基本采用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的译本。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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