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地下》之后，村上春树的第二部纪实作品
  原奥姆真理教成员口述的邪教黑幕
详细逼真，触目惊心

《在约定的场所》

（http://t.cn/zOT6di8）

为这本书采访期间，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争取去东京地方法院旁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案犯的公审。因为我想亲眼看一看地铁沙林事件案犯们是怎样的人、看他们长得什么样，亲耳听一听他讲述的话语。并想知道他们现在想的什么。然而我在那里实际目睹的是不无凄凉阴郁的、无助无救的场景。法庭总是让我想起没有出口的房间，想起本应是从哪里进来的、如今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的噩梦中的房间。

作为被告（案犯）的他们的几乎所有人现在都好像对作为教祖的麻原彰晃感到失望。曾奉为尊师的麻原最终堕落成了招摇撞骗的宗教头目。他们认识到自己曾为狂热（只能认为狂热）的欲望被他巧妙利用了。关于那点——即按其指示犯下现世性重罪这一事实——深表反省和后悔。他们中的多数人毫无保留地对现在的麻原直呼其名，在某种场合甚至掺有轻蔑意味。我推测，那样的反省之念或一种愤怒恐怕是出自真心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设想无谓地剥夺无关之人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是这些人所希求的。尽管如此，关于自己在人生某一节点抛弃现世而向奥姆真理教寻觅精神理想国这一行为本身，看上去却似乎没有实质性反省和后悔。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

作为一个表现，当法庭要求他们就奥姆真理教的细部加以解释时，他们屡屡采用“这是一般人士所难以理解的”这一表达方式。每次听那样的陈述，我都不能不从其中独特的声调中得到这样的印象——说千道万，这些人至今仍持续怀有自己处于比“一般人士”高的精神层面这一精英意识。“我们确实犯了罪，对此由衷感到歉疚。我们错了。但归根结底，那是欺骗我们、下达一系列错误命令的那个麻原彰晃不好。如果那个人不丧心病狂，我们理应现在仍然平和安稳地进行正确的宗教性追求，不至于给任何人添麻烦”——我感觉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出声，而是作为言外之意）想要这样讲述。换言之，“出来的结果的确不好，对此表示反省。但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的方向性本身并没有错，不认为对那一部分也应一概否定”。

这种对于“作为方向性的正确性”毫不动摇的信念，不仅仅这次采访的一般奥姆真理教信徒，而且现今已不再是信徒并对教团采取批判性立场的原信徒当中甚至也可时常找见。我问他们每个人：“你为曾经加入奥姆真理教后悔吗？”问他们作为出家信徒脱离现实世界的那几年“没有白费吗”？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回答：“不，不后悔。不认为那段岁月白费。”那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 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现世中基本不可能得到的纯粹的价值。因为纵使作为结果转换成了噩梦性质的东西，其光照辉煌而温暖的初期记忆至今仍鲜明留在他们身上，而那是不可能用什么其他东西简单取代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他们而言，不妨说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状态至今仍“处于通电状态”。关于如今它在结构上已是危险体制这一事实，即使他们也能够认识，也知道自己在其中穿行的岁月包含许多矛盾和缺陷。在我看来，他们重返那一容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如此，奥姆真理教这一理念仍多多少少作为流淌血液的原理在他们胸中发挥作用。同时作为带有具体情景的理想国、作为光照的记忆或作为烙印而仍在呼吸——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假如有与此相似的发光的什么再次倏然出现在眼前（那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宗教以外的东西），那么，他们当中说不定有人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对于我们的社会，当今最危险的，较之奥姆真理教本身，可能更是“奥姆性质的东西”。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后世间视听集中转向奥姆真理教的时候，时常听得这样的疑问之声：“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此精英会参加莫名其妙的危险的新兴宗教？”的确，奥姆真理教团的干部中，具有响当当学历的精英分子齐刷刷成排成列（尽管多少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世人得知为之目瞪口呆也不无道理。而我觉得有一件事好像没有得到认真对待，那就是： 那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轻易抛弃唾手可得的社会地位而投奔新兴宗教，会不会是因为现代日本教育体制存在某种致命性缺陷？

然而，在我连续采访奥姆信徒、原信徒的过程中，我强烈感觉到的是： 那些人并非处于“尽管身为精英”这一语境中，恰恰相反，恐怕正因为身为精英才一下子跑去那边的。

比喻未免唐突，现代社会中的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或者同战前的“满州国”相似亦未可知。一九三一年“伪满州国”建国时，与此完全相同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学者们舍下在日本唾手可得的地位，而去大陆寻求充满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气盛、拥有野心勃勃的蓝图，拥有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但是，只要身在日本这一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内侧，有效释放其能量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惜从社会正轨一度滑落而去寻求可以通融的、实验性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仅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意志是纯粹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仅如此，还有像样的“大义”包含其中。同时怀有“自己行走的是正确道路”这一明确的自信。

问题是那里有重大的什么失落了。如今明白了，那个什么就是“正确的立体性的历史认识”。以具体层面来说，那里缺少的是“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什么“五族协和”、什么“八纮一宇 八纮一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鼓吹和美化对外侵略战争提出的口号，意为“以世界为一家”。“八纮”，八方极远的地方。语出《后汉书·冯衍传》：“上陇坂，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单单是这类漂亮好听的字眼自行昂首阔步，而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就奥姆真理教而言，由于是同时代发生的事件，故而此刻在这里就那个什么的内容下定义还是有难度的。但广义说来，我认为同能够就“伪满州国”式状况所表述的大体相同的情形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上也应该能够适用。那里存在的是“宏大世界观的阙如”和从中派生的“语言与行为的乖离”。

众多理科出身、技术出身的精英们抛弃现世利益而投奔奥姆真理教的理由想必五花八门。但他们共同怀有的意愿，是想把掌握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用于更加深有意义的目的。对于自己那种资质和努力在大资本和社会体制等非人性、功利性制粉机（mill）中被无谓地切割消耗，他们不能不怀有深刻的疑问。

在地铁千代田线施洒沙林致使两名营团 营团：“经营财团”之略。由日本政府出资和监督的从事公共事业的特殊法人。地铁职员死亡的林郁夫显然是那一类型中的一员。周围人评价他是“关心患者的优秀外科医生”，但恐怕正因如此他才开始对充满种种样样矛盾和缺陷的现行医疗制度渐渐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结果被奥姆真理教提示的切实可行的精神世界（一尘不染的高度理想国）所强烈吸引。

他在其著作《奥姆与我》中这样记述了出家当时对教团怀有的印象： “麻原在说法中讲了香巴拉化计划。即要建设‘忘忧树村’（lotus village）。那里有名为‘无影灯医院’（astral hospital）的医院，还有名为真理学园的一贯制教育的学校（中略）。医疗将使用来自麻原冥想的异次元（astral）和过去活生生记忆中的所谓astral医学，根据病人的karma（业障）和能量状态而将死和转生纳入考虑（中略）。我将在绿色多多的大自然中点点分布的建筑群中专心致力于医疗和教育那种当时梦想中的医院和学校景象同‘忘忧树村’相互重合起来。”他投身于这样的理想国，不为现世污染，坚持严格的修行。同时进行自己彻底认可的医疗实践，梦想使更多的患者获得幸福。当然承认其动机是纯粹的，也承认他在这里讲述的蓝图足够美丽壮观。可是这种天真的言说同现实的乖离是何等严重！这点后退一步想一想就再清楚不过。在我们眼里，简直像是一幅缺乏远近感的匪夷所思的风景画。可是，纵使当时我们是林医师的私人朋友，向考虑出家时的他有效证明那种乖离性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作业（即使今天恐怕也实在是很难的）。

不过说实话，我们要向林医师讲述的，本应是十分简单的事。其一，“现实本来就是含带混乱和矛盾并因之成立的东西。倘若排除混乱和矛盾，现实也就无从谈起”。其二，“即使以为已经按照看上去似乎整合完备的语言和逻辑而顺利排除了一部分现实，被排除的现实也必定埋伏在某处向你复仇”。

可问题是，林医师大概不会因这样的劝说而心悦诚服的。想必他要编排专业术语和常规化逻辑尖锐地加以反驳，滔滔不绝地强调自己要走的道路何等正确和美妙。而我们可能不具有足以跨越其逻辑的有效的劝说语言。其结果，或者在某一地点缄口不语亦未可知。诚然遗憾，但缺乏现实性的语言和逻辑往往比含带现实性（因而必须像拖重石块一样一一拖着夹杂物行动）的语言和逻辑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我们难免在未能理解对方语言的情况下各奔东西。林郁夫手记的许多部分使得我们停下来陷入沉思。“此人何苦去这样的地方呢”这一朴素的疑问和“可我们怕是无计可施的吧”这种无奈感在我们心中同时涌起。那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分外悲凉。最为变幻无常的，或许是本应对“功利性社会”持批判态度的人却不妨说是以“逻辑的功利性”为武器毁掉了许多人。世间流行的“新纪元”言说之所以屡屡让我们不寒而栗，不是因为它“超现实”，而归终不过是因为现实的浅薄的戏谑化罢了。

可是，又有谁在考虑“自己是个无所谓的人，所以即使在社会体制的齿轮中被切削死掉也没什么关系”呢？或多或少，我们所有人都想亲手确认——如果可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活着的意义和不久死亡消失的意义。自不待言，真诚寻求那种答案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遭受指责的原由。尽管如此，致命的“纽扣系错”仍在哪里开始了。现实之相开始一点点扭曲。蓦然回神，本应约定好的场所早已变成了并非自己追寻的场所。一如马克·斯特兰德的诗所说的，“山峦再也不是山，太阳再也不是太阳”。

即使为了不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林郁夫，也要就我们的社会使得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悲剧形式呈现出来这样的问题再次从根上加以思考。世上许多人看上去似乎将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作为“已然过往的东西”加以处理。认为那固然是一起重大事件，但犯人也几乎全部逮捕了，已经告一段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向偏执性宗教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

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述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像的单薄得多。

（此文是以就林郁夫氏所著《奥姆与我》在《书话》九八年十月号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