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摩托日记》书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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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献给那样一些人的,对他们来说,
青春不只是岁月的一轮,也蕴涵了诚挚的心灵与崇高的精神。
46篇日记 + 行程图 + 行程路线 +
24张照片
《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http://t.cn/aD1RkI)
译者: 王绍祥。
until the last tie is broken
抛开最后的羁绊
“你只差一年就能获得行医资格,但你还是选择了离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为什么?”
她不断追问,但我们又不能给她确切的答案,为此她有点害怕。她表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但是敌意却摆在脸上,尽管她知道(至少我认为她知道)最后胜利的肯定是她,因为她丈夫并不是我们“救赎”的对象。
在马德普拉诺,我们也拜访了阿尔维托的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庇隆党党员,因此也享受着一系列特权。但是内科切阿的那位医生仍然效忠于激进党。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两个党派都很遥远。我觉得,支持激进党绝不是一个靠得住的政治立场,这对阿尔维托来说也越来越没什么意义,虽然他曾经和他尊敬的那些激进党领导人走得很近。
这对夫妇好吃好喝地收留了我们三天。谢过他们之后,我们再次跨上我们的坐骑,向布兰卡港挺进,尽管略显孤独,但是自由了许多。朋友们都在那儿等着迎接我们,这次是我的朋友,他们也对我们无比热情、好客。我们在这个南部港口逗留了几天,一边修车,一边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逛。这些日子是我们不必为钱发愁的最后时日。之后,由于囊中羞涩,只好严格控制饮食,肉啊,玉米糊啊,面包啊,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了。如今连面包里也夹着一丝警告的味道:“老兄,接下来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得手了。”一想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狼吞虎咽了。我们想和骆驼一样,为未来的旅途做好粮食储备。
在我们离开的前夜,我病倒了,咳嗽,发高烧。于是我们拖延了一天才离开布兰卡港。最后,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顶着炎炎烈日离开了,没想到我们到达梅达诺斯周围的沙丘时太阳更毒了。由于重量分配不均,我们的摩托车总是来回跳动,不听使唤,轮子也一个劲地打滑。阿尔维托使出浑身解数跟沙子斗起法来,而且坚称他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踏上平地之前,我们在沙堆里已经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六次。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终究还是走出了沙地。我的搭档就凭这一点,口口声声说他战胜了梅达诺斯沙地。
从这儿开始就由我来掌舵了。为了弥补失去的宝贵时间,我猛踩油门,加快了行车速度。不料,有一段弯路上尽是细细的沙子,只听见嘣的一声—这是整个行程中摔得最惨的一次。阿尔维托居然毫发未损,而我的一只脚却被夹住了,而且还被汽缸烫伤。由于伤口久久不能愈合,所以那道讨厌的疤痕过了很久才消失。
之后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到就近的一个农场避雨。但是,要到农场还得沿着泥泞的羊肠小道上行大约三百米,途中我们又被撞飞两次。农场主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十分欢迎。我们第一次行进在没有铺沥青的路上的情景可谓惊心动魄:仅一天时间,总共就摔了九次。睡在行军床上(从今往后我们就只能睡行军床了),躺在我们蜗牛一般的坐骑“大力神Ⅱ”旁,我们仍然带着那份喜悦之情急切地展望着未来。我们仿佛能够更加自由地呼吸更清新的空气,其中还夹杂着几分冒险精神。遥远的国度、英雄的事迹、如云的美女不停地在我们波涛汹涌的脑海中打转。
尽管已经相当疲惫,但我的双眼却拒绝入眠。眼中浮现的是两个绿色的斑点:一个是已经被我远远甩在身后的世界,一个则是我所追求的所谓解放。在我飞越世间的山川大地、江河湖海的过程中,它们的形象始终与我这非凡的旅途同在。
for the flu, bed
治流感,得卧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醒来了,但我去取水泡马黛茶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感觉迅速传遍了全身,紧接着就一个劲地发抖。十分钟后我像着了魔似的,情不自禁地抖个不停。服了奎宁片也不起作用,头像拨浪鼓似的不断敲打出奇怪的韵律,怪异的颜色杂乱无章地轮流掠过周围的墙壁,在一阵翻江倒海之后,我呕出了一些绿色的东西。一整天就是这样过来的,没办法吃半点东西,直到晚上感觉好点了,才爬上摩托车,靠在阿尔维托的肩上一路睡到了乔埃莱·乔埃尔。我们在那儿拜访了巴雷拉医生,他是一家小医院的院长兼议员。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休息。他开了一疗程的盘尼西林,四个小时后烧就退了,然而每当我们提到要出院时他便摇了摇头说:“治流感,得卧床。”(没办法,这就是他开的处方,谁让我们没有更好的处方呢?)所以我们只好乖乖听话,在那儿待了几天,被悉心照料着。
我穿着医院的一套行头让阿尔维托拍照。我那造型简直酷毙了:两只充血的大眼睛显得无比憔悴,还有那滑稽的大胡子,留了几个月了都还原封不动。可惜照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它记录了我们身处的不同环境,同时也见证了我们探寻的地平线,最终远离“文明”的地平线。
一天早上医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对我们摇头。这就表示可以出院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出发了,一路向西,向我们的下一站—湖区—挺进。路上摩托车开始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种种迹象表明它有点吃不消了,特别是车身部分,我们没少用阿尔维托最爱的零件—电线—修理过。他不知道从哪里引用了奥斯卡·加尔维斯(阿根廷汽车拉力赛冠军车手。——原注)说的这句话:“只要一截电线顶得上一颗螺丝,就给我电线,这样比较安全。”至少在电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加尔维斯一边的,我们的双手和裤子就是铁证。
已经到了晚上,而我们依然在寻找有人烟的去处。我们的摩托车没有前灯,夜里在野外行驶有些不妥。我们用手电筒照明,缓缓向前行驶,这时摩托车里传出一声奇怪的噪音,我们弄不明白是哪儿出了问题。手电筒的光很微弱,我们一时也找不出原因,只得就地扎营过夜。我们竭力先安顿下来,搭起帐篷后便慢慢爬了进去,希望一头睡死,挨过饥渴(因为附近没有水源,我们也没有肉)。然而没过多久,刚刚还是晚风轻拂,这会儿突然狂风大作,把帐篷连根拔起,把我们赤裸裸地曝露于荒郊野外、彻骨寒冷之中。我们不得不把摩托车系到电线杆上,把帐篷披在车上作为保护,人就躺在后面。飓风即将来临,行军床是用不着了。这一晚过得很不舒坦,但最后我们的睡意终于战胜了严寒、飓风,还有一切。我们早上九点醒来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大白天底下,我们发现那可恶的噪音原来是由于车架前半部断裂造成的。现在,我们一定得好好修修了,于是我们到了一个镇上,准备在那儿焊接车梁。我们的老朋友—电线—暂时解决了问题。然后马上打包出发,也不知道离最近的住所还有多远。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我们才过了第二道弯就看到了一座房子。主人用上等的烤羊肉热情地招待了我们,顿时饥饿烟消云散。从那儿出发,我们走了二十公里到了一个叫彼德拉-德阿吉拉的地方,终于可以焊接摩托车了。但是,那时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决定在修车师傅家里过夜。
除了一些小碎裂外,摩托车并没有大碍,所以我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前往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快到那儿的时候,我骑着车在流水潺潺的小溪旁铺满美丽沙砾的拐弯处狠狠摔了一跤。那是我们在阿根廷南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摔跤。这次“大力神Ⅱ”车身损伤惨重,所以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最糟糕的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后胎破裂。于是我们不得不卸下所有的包裹修车,我们还得解开缠在行李架上的电线,然后摆弄外胎,结果我们可怜的撬棍根本不起作用。最后花了两个小时终于换好了漏气的胎(我得承认,我们确实有点懒)。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农场,农场主是个非常好客的德国人,碰巧以前也收留过我的一个叔叔过夜。叔叔是个老旅行迷,这点我跟他极像。他让我们在农场的河里钓鱼。阿尔维托抛出钓鱼线后,还没缓过神来,鱼钩末端就跳上了一条彩虹色的鱼,阳光下鱼鳞闪闪发光,正是既好看又好吃的彩虹鳟鱼(烤完加上调料更觉得如此,因为我们都饿昏了)。我烤着鱼,阿尔维托由于首战告捷显得很兴奋,一次次抛出钓鱼线。尽管苦苦鏖战了几个小时,却再也没有鱼儿上钩。看到天色已晚,我们只得收拾了东西,到农场劳工的厨房里过夜。
早上五点,厨房中央的巨大火炉被点燃了,整个地方顿时烟熏火燎。农场劳工们互相传递着苦马黛茶,同时嘲笑我们的马黛茶是“小女孩喝的”。在那个地方,人们都是这样形容甜马黛茶的。他们一般不主动和我们交流,因为他们是典型的阿劳坎族人(Araucanian,智利中部的南美印第安人群体。),他们曾经被白人征服,而且过去饱受白人带给他们的种种不幸与剥削,因此他们对白人怀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我们在问到土地和工作的问题时,他们总是耸耸肩,然后说“不知道”或者“也许吧”,很快我们就没话可说了。
农场主给了我们很多樱桃来填满肚子,我们最后都吃撑了,结果后来吃李子的时候实在吃不下,只好躺下好好消化。出于礼貌,阿尔维托还是吃了几口。我们贪婪地爬上树大吃特吃,好像在比赛谁能够先把它们消灭完。农场主的一个儿子看着我们,简直不相信我们这两个衣衫褴褛的饿鬼是医生,尽管这样他还是一言不发让我们吃了个够。最后我们都吃到这分上了:我们得走得很慢很慢,生怕踩到自己的肚子!
我们修好了脚踏起动器,解决了其他小问题后就重新上路,前往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到那儿时,天刚刚黑。
san martín de los andes
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
我们打算在当地的诊所求宿,不料失败而归,还好有人告诉我们不妨用同样的策略到国家公园办公室试一试。公园主管同意我们待在里头的一个工具棚里。之后,守夜值班员到了,他是个体重达一百四十公斤的胖子,板着一副冷若冰霜的脸,没想到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还允许我们在他的小屋里煮东西吃。第一天晚上过得无比美好。我们在棚里过夜,睡在稻草上,感到心满意足、十分温暖—因为夜里特别冷,所以在这一带都备有稻草御寒。
我们买了些牛肉,然后沿着湖岸走了走。在浓密的树荫下,茫茫荒野阻止了文明行进的脚步。我们计划在旅行结束后,在这儿建一座实验室。于是,我们不禁浮想联翩:透过大窗户,一整个湖区尽收眼底;冬天用白色把大地裹得严严实实;我们划着无篷小船穿梭于湖面上;或是泛舟垂钓;或是整日整日地徜徉于原始森林。
虽然在旅途中,我们经常渴望驻足于那些令我们心潮澎湃的人间仙境,但唯有亚马孙森林和这个地方才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驻足长留的渴望。
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命运就是旅行,或者更恰当地说,旅行就是我们的命运,因为阿尔维托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一切既好像命中注定,又好像事实就是如此。然而,有时南方的美景也会让我心驰神往。也许有一天,等我已经厌倦了环游世界,我会回到阿根廷,在安第斯湖区安顿下来,就算不是久住也至少会住些时日,在那儿或许我的世界观会有所改变。
黄昏时分,我们开始返回。到达之前,天已经黑了。我们惊喜地发现守夜值班员唐佩德罗·奥拉特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美味的烧烤。我们买来酒回敬了他,然后一反常态,狼吞虎咽。我们一边吃一边对烤肉的鲜美赞不绝口,说只怕不久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在阿根廷一样开怀大吃了。唐佩德罗听了之后告诉我们,下周日当地有一场摩托车赛,届时他会为车手们筹备一次烧烤大宴,他想找两个帮手。于是,他就把这份差事交给了我们。“你们可听好了,我可不会付你们工资。不过,你们可以捎些肉,以后慢慢吃。”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于是我们立马就接了这份活,当起了“南阿根廷烧烤大爷”的第一、第二助手。
我们这两位助手怀着无比的宗教热情虔诚地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那天早上六点,我们开工了:第一件事就是把柴火搬上卡车,然后运到烧烤的地方。我们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干到了上午十一点,这时只听一声令下,众人便飞奔而去,抓起美味的排骨就是一阵乱啃!
发号施令者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每次我一提到“他”就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夫人”。有一位工友看不下去了,提醒我说:“嘿,切,老弟,别把唐彭顿惹毛了,他会生气的。”
“谁是唐彭顿啊?”我带着愣小子常有的那种天真表情问道。结果,他说唐彭顿就是我整天“夫人”长“夫人”短叫着的那个人,我着实吃惊不小,但是没隔多久我就缓过神来了。
烧烤的时候,通常给每个人的肉量都绰绰有余,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就放开肚皮山吃海喝,准备像骆驼一样继续旅程。此外,我们还执行了一项周详的计划。我假装越喝越醉,时不时地装出马上就要呕吐的样子,然后再藏一瓶红葡萄酒在皮夹克里,踉踉跄跄晃到河边。这样连续五次下来,我们已经搬了五瓶同样的红葡萄酒到柳树下,搁在水里冷藏。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也该装好车,把东西运回镇里了。我还得继续装疯卖傻,故意装作懒洋洋的,不愿意干活,还老是找唐彭顿吵架。演到最后,我干脆仰面躺倒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了。这时,阿尔维托以我的挚友的身份登场了,他忙不迭地向老板赔不是,车子开走后还专门留下来照看我。引擎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远处之后,我们一跃而起,像小马驹似地冲向我们藏酒的地方,心里想,这下子够我们开怀豪饮上几天了。
阿尔维托率先冲到柳树下,他的脸突然像喜剧演员一样僵住了:哪里还有一瓶酒的影子!要么是我当时装醉装得不够逼真,要么就是有人瞧见我们偷偷摆弄这些酒。现在倒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瓶酒也没捞着!在我假装喝得酩酊大醉、大撒酒疯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有人冲我不怀好意地讪笑。我们把那些人的面孔在心里过了个遍,希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顺便找出小偷,结果徒劳无获。最后,我们只好费力地拖着一块面包、一些奶酪和几公斤肉步行回到镇上。我们吃饱了,也喝足了,但是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不是因为葡萄酒没了,而是因为我们被人耍了。这种感觉根本无法言表。
第二天下着雨,气温很低,我们觉得比赛肯定无法进行。我们准备雨一停就到湖边煮点肉吃,这时广播突然通知比赛照常进行。于是,我们凭借烧烤助手的身份免费入场,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看着全国的赛车手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车赛。
就在我们满脑子想着继续上路、在小屋门口喝着马黛茶讨论哪条路最好走时,一辆吉普车开来了,载着阿尔维托的一些朋友,他们来自遥远而神秘的康塞普西翁-德尔蒂奥镇。我们热烈而友好地互相拥抱,随后我们马上找了个地方,开始使劲往肚子里灌那种满是泡沫的液体。朋友相见嘛,就应该开怀畅饮。
他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工作的胡宁-德洛斯安第斯镇去,我们同意了。为了减轻摩托车的负担,我们把行李衣物寄在了国家公园的那个工具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