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获普利策奖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评论集

美国电影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记录

国内首次出版

 

《在黑暗中醒来》

（http://t.cn/aB2HzS）

作者：[美] 罗杰·伊伯特

译者：黄渊

 ISBN：978-7-5327-5578-3/J.012

出版时间：2012年5月

字数：340千

开本：32开

装帧：平装

定价：35元

詹姆斯·史都华

导语

我成为《芝加哥太阳时报》影评人时，弗兰克·凯西(Frank　Casey)是华纳兄弟公司驻芝加哥的企宣。他是由市长马丁·肯内利(Martin　Kennelly)直接推荐给杰克·华纳的，后者恰好欠市长一个人情。市长找来弗兰克，告诉他接下来要为华纳兄弟打工了。可弗兰克并不确定这是个好消息，那时候他正在可口可乐公司上班。

“有什么东西是华纳公司不能，而他们能给你的？”市长问他。

“员工制服。”

想当初我刚作为专题撰稿人进报社不久，某天凯西向各家媒体发出邀请，请大家去《卡米洛特》剧组探班，报社派了我去。那年代，大家都毫不犹豫地接受电影公司发出的这类邀请。文章登出来后凯西很喜欢，还跟我们报社打了招呼，建议以后影评就由我来负责。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能拿到这职位原来还和凯西多少有些关系。然而，一度我也曾上过他的黑名单，整整两年时间里他未曾邀我出席过任何一次放映会或访谈。背后的原因他从没告诉过我。我只知道，某天我们的好友关系忽然又恢复了。有人说，凯西从来就没完整地看过一场电影。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某某某想要知道，你是否想和那谁谁谈谈。”

于是凯西为我安排了与詹姆斯·史都华(James　Stewart)的访谈，那时我做这工作还不到一年。《火龙沟》(Firecreek)其实是环球公司的片子，但史都华要求让凯西来运作这次记者见面会，否则他就不接受采访；他俩有点渊源。于是华纳公司把凯西借给了环球。凯西和罗纳德·里根也有点渊源，想当初，戴维斯医生正是靠他这个朋友帮忙，才把女儿南希介绍给了罗纳德。

凯西去世后，众人在“吉恩与乔治蒂牛排馆”为他守夜，老板们一个个地发言，回忆凯西生前一掷千金的豪气。一位侍者走过来，给我看一台刷卡机。“以前，弗兰克和你每晚都来这儿吃饭时，用的就是这台刷卡机。”

“我和他每晚都来吃饭？”

“是，包括我们休息的每周一晚上。”

此刻重看这篇詹姆斯·史都华的访谈，我大吃一惊，自己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你从没演过坏人。他的回答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演严肃的角色。”之所以那么回答，可能是不想难为我。他自己当然很清楚，他演过坏人，但1968年时的我却不知道这点。在我后来写《米奇和吉米：　一些想法》时，我知道了。影评人的工作，我也是边做边学的。

1968年

得州艾尔帕索市

穿衣服花了他大约一分钟时间，随后，他又坐回椅子，叉起双臂，缓缓地前后摇动，寻找着合适的字眼，来回答面前这个拜访者刚向他提出的问题。

“我想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准备弄个反面角色演演。”他终于开口了，“这事我没想过，别人似乎都已经冒险尝试过了，约翰·韦恩、亨利·方达(Henry　Fonda)。”

他又停顿下来，眼角泛起笑意，那是一种缓缓产生的笑容，由眼角开始，慢慢扩散到整张脸。史都华式笑容。

“我不知道。”他终于又开口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演严肃的角色。我这一辈子都在演英雄，已然如此了……那就像是演了一辈子的哈姆雷特。并不是说你不想演坏人，而是不知道是否还能演。这事我确实从没认真考虑过。”

他喝了一口清咖。“那不符合我的一贯形象，是吧？”

让詹姆斯·史都华演个坏蛋？不，肯定不符合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以前的那些角色：　飞跃大洋的林白（指1957年的《壮志凌云》(The　Spirit　of　St.　Louis)。——译者）、上华盛顿去的史密斯先生（指1939年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译者），还有再次上马的戴斯屈（指1939年的《戴斯屈出马》(Destry　Rides　Again)。——译者）。

“所谓的史都华角色，通常都不太有攻击性，不足以成为坏人。”他沉思着，“他只能做好人，他是个宁可脚踏实地的人，慢慢享受生活，不必经历太多混乱；但是，不知怎么的，他又总会被卷入危险局面，只得努力走出困境。”

“我在《火龙沟》里演的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兼职的警长，月薪两块钱，从没想过要开枪打任何人。”

《后窗》(Rear　Window)里面，也是这样的人物，对吧？

“没错，那个断了一条腿的家伙，意外发现了一桩罪行，他明知那样不好，却还是卷入其中，结果付出了再断一腿的代价。也算是个英雄吧。”

史都华说着说着，嗓音中开始流露那著名的慵懒腔调。他不是故意在演戏，他说话就是这样子的，这腔调很有感染力。

跟他在一起不过五分钟时间，你可能会尴尬地发现，自己也开始模仿这吉米·史都华腔调了。

“别太介意，”他笑着说，“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正在模仿吉米·史都华。所有这些，都不是我刻意安排出来的。”说到这里，他挥手比了比这个宾馆套间。“我是个懒人，如果能自己做主的话，我会安排一种更宁静的生活。我不是个行动派，我只被动地做出回应。”

曾经，约翰·韦恩谈西部片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　西部片分行动派和回应派两种，行动派的西部片里，主人公会说，咱们追那帮流氓去；回应派的西部片里，主人公会说，我们先做个计划……

“我做计划。”史都华说，“我觉得我的银幕力量就在于我能做出回应。想到《后窗》，你会发现我演的那角色主要就是由他所做的回应构成的。首先，希区柯克展示的是我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东西，然后，画面切到我的脸，我在思考刚才看到的。拍摄过程中，有大量时间，我都坐在那儿，盯着镜头，做出开心、恐惧、担忧、好奇、尴尬、无聊等种种反应，那就是我的工作。”

史都华又回忆起曾合作过的其他一些导演：　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约翰·福特、乔治·库克、恩斯特·刘别谦(Ernest　Lubitsch)、亨利·哈萨威、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好导演要有很严格的控制力，我也曾偷偷想过要当导演，但这事不简单，正如我说过的，我是个懒人。一部电影里，导演才是最有建设性，也最有成就感的工作，但估计我只有当演员的命了；我做人太自得其乐了。”

他把一块蛋糕分成了四份，挑了一块吃下，然后大口地喝咖啡。

“你知道真正的秘密是什么吗？”他说，“多年来我学到了各种表演技巧，还不错，我的表演自己都还算满意。但是，想想那些台词和动作之外，那种在镜头前忽然流露的东西，相比它们，再多的技巧都毫无意义。”

“约翰·福特总爱说，电影里真正出色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来自意外——他可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对的，你聚集起一个称职的班底，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尽力准备好扎实的故事素材。万事俱备后，或许，该来的就会来了；但是，它也有可能不来。”

“希区柯克和福特用的都是这种工作方式，预先做好万全准备，巨细靡遗，不放过任何细节，能想到的都想到了。然后，当我们这些演员站到镜头前，这时候，他们就随它去了，耐心期待，看看是否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技术框架已经搭好，剩下的就是祈祷好运，等待魔法降临。”

史都华点了点头，撇嘴一笑。“我记得福特曾说过——那是他拍电影的理论，他说，你别去谈论它，别去分析它，也别彩排。想都不用多想，有备而来，往镜头前一站，做你该做的事，然后静待结果就是了。”

“福特从不彩排，说到这个，其实我也从来都不喜欢彩排。我背好台词，思考一下，演的时候，我希望摄影机是开着的。只要摄影机没开，那场戏就还是死的。彩排其实只是技术上的事。只要你还没站到镜头前，戏就还是死的。至于彩排，它的目的应该只是为了确保没人会撞在椅子上。”

“同一场戏反反复复地拍，这并不一定说明那些导演就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只是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出现，那稍纵即逝的一刻。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那一刻到来时，大家都能感觉得到。”

“但是，福特总是尽量一场戏拍一遍就过，他喜欢顺其自然。这么做，有时候能成，有时候却不行。但顺其自然绝不等于即兴发挥；戈达尔那样的法国导演，他们喜欢什么都即兴地来，那其实是在欺骗自己、欺骗演员。他们剥夺了别人被倾听或做反应的机会，人人心里都只想着导演接下来会做什么。”

“有时候，同样的条件下，一切都对了，那一刻也就出现了。你全身心投入影片，汗腺也开始有了反应，你甚至会有些微微颤抖。这样的戏人们会永远记得，可能电影说什么都忘记了，但那场戏不会忘。”

史都华双手抱头，向后靠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有件事我难以忘怀，那次我在加拿大出外景，冰雪覆盖之地。天正下雨，我们生了堆火取暖。一位老者在雨中从荒野走来，他应该有七十岁了，忽然就来到了我们面前。”

“他问我们，哪个是詹姆斯·史都华。我说我是，他说看过我很多电影，有场戏他记得很清楚：　我在房间里，隔壁房间里有个女孩，周围有萤火虫，我为她念了一首诗。老人说，那场戏他永远不会忘记。”

“当时我也没想起来这是哪部电影里的，不过后来还是记起来了，是《真情流露》(Come　Live　with　Me)，隔壁那女孩是海蒂·拉玛尔(Hedy　Lamarr)，1941年拍的。”他又点了点头，回忆着，“类似那样的银幕时刻，你会一直记得，而电影却会淡出记忆。”

“我入行可能不止三十年了，关于电影这门艺术，我至今都还没弄明白。不过，我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人们来到好莱坞的拍摄现场，看着几十个人在那儿站着，无所事事的样子。他们会问，这些人为啥要在那儿站着？”

“答案就是，他们之所以站那儿，因为这是世界上效率最低下的工作。你可能花费一整天时间，实际只拍了几秒钟或是一两分钟的东西。几星期或是几个月后，一部电影的所有组成部分，你都有了，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粘起来，粘成一部电影。福特称之为钩花边。拍电影是件缓慢、棘手、令人沮丧的工作，好在我们花掉的时间，最终还是值得的。”

他将双手转向前方，仿佛正抱着一台摄影机。“那些喜欢手提拍摄的，其实都弄错了重点。”他说，“当摄影机咯咯启动时，当我站在镜头前开始表演时，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如果拍得不好，扔掉，重来一次就行，拍着拍着或许就有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了。管他呢，”那一撇笑容再次浮现，“反正在这行业里，最不值钱的就是胶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