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伊伯特《在黑暗中醒来》书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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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书摘连载 |
首位获普利策奖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评论集
美国电影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记录
国内首次出版
(http://t.cn/aB2HzS)
作者:[美] 罗杰·伊伯特
译者:黄渊
出版时间:2012年5月
字数:340千
开本:32开
装帧:平装
定价:35元
引子
梦想殿堂之消失
1994年12月4日
溜溜球是我人生中诸多无法控制的事物中的头一件。呃,我会遛狗,也会自己出门,但溜溜球这玩意儿却从来都玩不好。所以,我总是在第一个周六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那一天,全厄尔巴纳的孩子都会手里拿着溜溜球,走上“公主”的舞台。两周后,当“丹丹”亲自主持决赛时,有个孩子最终会赢得一辆崭新的施文牌自行车。那孩子从来都不会是我。
上月,“公主”永远地关门了。亲朋好友们给我寄来《尚佩恩厄尔巴纳新闻报》(ChampaignUrbana NewsGazette)的剪报,标题里写着:“厄尔巴纳的最后一场电影”。那正是当时整个厄尔巴纳放映的唯一一场电影。旧剪报上说它早在1915年便已开始营业。那正是我当初学会热爱电影的地方。
五十年代,在尚佩恩厄尔巴纳地区,电视仍只是个传说。镇上有些混混会竖起一个巨型天线,这样能收到皮奥里亚传来的电视测试信号,但对其余人来说,所谓大众媒体就是广播加电影。在尚佩恩那边,他们有“剧场街”、“欧菲姆”、“弗吉尼亚”、“公园”等戏院,还有火车站那边专放裸体电影和同志电影的“伊利诺人”戏院。大学里有“男女”戏院。在厄尔巴纳这里,有“公主”戏院,片目每周更新两次,星期六还有儿童下午场。那可是这镇上最划算的事情了,不多不少九美分,你能看一部双片连映,五部彩色卡通片,一部新闻片,一堆新片预告,还有蝙蝠侠或森林女王希娜当主角的系列片中的一个章节。到了3月,就该是溜溜球艺人“丹丹”了。
到了星期六下午,家长就把你扔在那里。你等在戏院边上那条长长的巷子里。有些年纪大些的孩子刚在戏院楼上的塞尔玛·李·罗斯舞蹈工作室上完周六早晨的舞蹈课。随着“公主”大门敞开,人流疯狂拥入,争抢戏票和好座位: 前排的是最好的。通常,家长会给你二十美分,除了买票,剩下的足够再买些润喉糖和爆米花了,还能剩下一分钱买颗硬糖吃。
首先放映的是彩色卡通片,一共五部,每部正好都是六分钟长。然后就是双片连映中的前半部分,永远都是一部西部片: 《“一起跳”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系列、雷克斯·艾伦(Rex Allen)、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吉恩·奥崔(Gene Autry)主演的那些,或是那两个有些淫邪的坏家伙拉什·拉鲁(Lash LaRue)和“鞭子”威尔逊(Whip Wilson)的片子;他们俩迟早会被另类影迷们重新发掘出来的。然后是系列片、新闻片(“在阳光明媚的柏树花园中,美人鱼学习着上浮与下降!”)以及厄尔巴纳“纯粹”牌牛奶和“信得过”牌家具的广告片。然后再放双片连映中的第二部,在我印象里永远都是亨兹·豪尔(Huntz Hall)和“鲍厄里男孩们”(The Bowery Boys)主演的喜剧片。
对于一个还在念小学的孩子来说,看电影属于生活中少数几件能完全由你独自去完成的事。你自己选择座位,吃自己的爆米花。你经历着银幕上的冒险故事,其激烈程度即便是后来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或乔治·卢卡斯拍的那些杰作都没法比拟。你大笑,你尖叫,即使男主角只是看似要吻向那姑娘,你也会发出抱怨声。
那些年里,“公主”也有它让人担心的地方: 每次开演前,都会插入一条告示,为“能抓住破坏公共财产者的人”提供五美元的奖赏,然后又会出现一条让人担忧的警示语:“女士们!照看好你们的包!不要把包放在邻座上!”在前厅下边的男厕所里,初中生们簇拥在角落里抽着烟。引座员和那些想从出口偷偷进入戏院的孩子们之间,冲突会不断上演。如果你踢到了前排座位的靠背,那些凶狠的初中生很可能会转过身来,威胁要揍你一顿。
后来我长大了,终于不再去看儿童下午场了。我也成了塞尔玛·李·罗斯舞蹈工作室的一名学生,学跳狐步和方步。某个周五晚上,罗斯小姐为学生们举行了一场舞会,我邀请一位同年级的女生做伴。已经走到门口时,眼看前面就是通往二楼舞蹈教室的陡峭楼梯,我才羞怯地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舞会要下星期才进行。
女生和我一起凑了钱,买票进场看了“公主”当时正上映的《桂河大桥》(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Kwai),那成了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的电影。女孩还允许我用手臂搂住她,感觉就更美妙了。
我在“公主”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和《蜜月花车》(The Long, Long Trailer),看了派特·伯恩(Pat Boone)的《四月蔷薇处处开》(April Love)和多莉丝·黛(Doris Day)的《年轻的心》(Young at Heart)等等几百部电影。最终,我还为看《公民凯恩》、费里尼、伯格曼而横穿市区去了“公园”戏院(后来更名为“艺术”),为看《蒂斯先生的邪念》(The Immoral Mr.Teas)而去了“伊利诺人”。
某天,已经离开尚佩恩厄尔巴纳去了北边那个大城市的我,得知“公主”戏院更名为“电影”了。在我看来,改了名字,似乎也意味着一个时代永远的过去了,大错已然铸成。因为,相比起去“公主”看电影,又会有谁愿意去“电影”看电影呢?
后来他们又把老戏院分割成了两间小一点的放映厅,并尝试调低票价,结果生意一落千丈。附近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们肯定都改看录像带或是忙着上网了。市区南边的45号公路上开了家大型多厅影城,你仍旧还可以去“公主”,但那些最新的大片根本就不会来尚佩恩或是厄尔巴纳。
《最后一场电影》(The Last Picture Show)里,那个小电影院里放的最后一场电影是约翰·韦恩的《红河》(Red River)。在“电影”里,最后一次连映的双片是一部关于五十年代剥削片导演的喜剧《艾活传》(Ed Wood)和一部有着三角关系的黑色电影《西部红石镇》(Red Rock West)。关门大吉前的那个晚上,他们的票房收入一共是五十美元。晚上六点前进场,票价三元,之后为五元,仍旧是这镇上最划算的事情。
我最初的那些影评都是在伊利诺斯大学里为《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的。我找了他们现在的发行人吉特·唐纳休(Kit Donahue)把以前的存档来了个兜底翻,想看看能找到些什么。最终我们看到了我为《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两妇人》(Two Women)、《浪子春潮》(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以及《甜蜜生活》(如下)写的影评。这不是篇好影评,而且连观点都弄错了,但它见证了我的起步。
《伊利诺伊人日报》的经历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伊利诺斯大学的第一年,我编辑、发行了一份关于政治和艺术主题的周报——《观众》(Spectator)。倘若当初我们够聪明,肯把它做成免费报纸的话,它就会成为一份所谓的非主流周报;但我们没有那么做。它挣扎了一年时间,我以二百元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别人,自己加入了《伊利诺伊人日报》当每周专栏撰稿人。
《伊利诺伊人日报》当时就是最优秀的校园日报之一,如今亦是如此。它并不受校方控制,每天早晨三点,转轮印刷机都会准时开动。我们用的是一家加入工会的专业印刷厂,与专业印刷机、印刷工人打交道的经历,比任何新闻写作理论都更有教育意义。
我们的创作班底也很强大;包括后来成为《运动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赛马和拳击栏目优秀撰稿人的威廉·奈克(William Nack),想当年他就对马十分着迷。我们有张用来制版的马的照片,据我回忆,无论是哪匹马得到肯塔基大赛的冠军,我们用的都是这同一张照片。那段时间在《伊利诺伊人日报》的同仁,毕业后至少还有十几位继续当起了编辑、发行人、专栏作家或撰稿人。
《甜蜜生活》
1961年10月4日
就技术的杰出程度而言,除了少数几部英格玛·伯格曼的经典作品之外,本片超越了笔者所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在对“甜蜜生活”明白无误地进行讽刺这一方面,摄影和配乐起到的作用几乎和对白一样重要。
这种讽刺也清楚地体现在频繁出现的象征中,尽管有时候,相对于全片的举重若轻,象征会让人觉得太过突兀。例如,最后一场戏里,男男女女们围在那条代表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奇异海怪身边,然后主人公听到了代表“善良”的女孩呼喊自己,但却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这些象征,直白得几乎都要溢出表面了。不过,《甜蜜生活》那奇妙的成功可能有一部分也要归因于象征手法使用得直截了当。反之,“新浪潮”在象征手法上却常常运用得很失败,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的象征用得太过微妙,无法体味。
演员们的表演都显出惊人的逼真,因为在这里,有太多的演员其实只是在扮演他们自己。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大的成功之一——来自瑞典性感女神阿妮塔·艾克贝格(Anita Ekberg),她在片中饰演一位“典型”的美国电影明星。她以一种狂野的、轻率的纵情投入来饰演这个角色,远远超过了她在以前那些纯粹只为利用她傲人身材而设置的“B级”片里的角色。
不过,这部电影里并不存在真正的男主角或女主角,正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并非只是一次对于“甜蜜生活”的简单记录一样。那些在半夜里滑稽地快乐着的人物,很奇怪,他们全都无名无姓。我们看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交际——带着一种悲伤的、疲惫不堪的活力,这活力在那个漫长的夜晚昙花一现,清晨到了海滩上,便随着那只眼神空洞迷茫的海怪一起消失了。
片中,那场狂野却无聊的派对通宵达旦。这场充满堕落行径的派对也成为本片最广为人知的片段。但是,对许多美国观众来说,这可能也是那种“甜蜜生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这场戏的目的在于表现出他们像捞救命稻草一样,最后一次尝试着在人类兽性的旋涡下寻找某些东西,最终也正是这种兽性将他们全部吞噬了。那个在貂皮披肩下静静躺着的女孩,无聊、焦虑的双眼四处张望——不过,她依然还在试着寻找。
我们担心会有太多的美国人以为这场戏反映的只是一个新潮的活动。它的讯息——完全无意义和终极无意义的讯息,可能无法传递给那些并不知道这一幕其实每天都在上演的观众。于是,尽管拍摄这场戏的人的品位堪称极其不凡,但我们仍会担心,在戏院门口排队的成千上万的观众里,可能会有许多人只是出于很低级的动机,才来看这片子。
这一点情有可原。我们不禁思忖,距离上一次有一部像《甜蜜生活》一样知性,一样言之有物——而且一样符合基本道德感——的电影在我们这里吸引到那么多观众入场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我估计那应该有些年头了。它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欢迎,是对这部位居当代最优秀影片之列的作品的一次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