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恩的歌声说起

这两年，莱昂纳德·科恩火了。他的诗集《渴望之书》出版的消息一传开，就更火了。

许多人在谈论他。许多人在听他的歌。网络上有人说要把此书扔垃圾堆，却也有人要抢回来；有人在批评译者的翻译水平，有人拿台湾版和大陆版的译文对比，有人干脆贴出自己的翻译。更多人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甚至也有把李叔同与他相比较。他像超级市场里刚刚上市的所有流行货色一样，被抢购，被收藏，被赞美、被鄙弃，在人们茶余饭后油腻腻的嘴上被咀嚼、咽下，或者吐出。

面对此景，我承认我有点发蒙。

记得好多年前，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哈利路亚》，恰好我刚刚看过约瑟夫·海勒的小说《上帝知道》，恰恰我的书架上还有大学一年级时读过的伊内斯的《书念的处女》，这样一来，仿佛大卫王悲伤苍老的嗓音便时常隐约地从我的窗口透出，渐渐落进被遗忘的时光尘埃的深处。2009年秋天，我在斯德哥尔摩街头一辆破旧的车子里再次听到这个老男人的嗓音时，居然像大梦初醒般地问：“他是谁？！”

接下来就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些失眠的夜晚，我几乎是在老科恩低沉悲伤的乐句的起伏中，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晦暗的黎明。我的女儿们有一次惊讶地喊道：“这是《怪物史莱克》的插曲！”—呵，科恩无处不在，即便是动画片中—曾有60多部影视剧以他的歌配曲。

有一则记载科恩的逸事：哥伦比亚公司曾发掘出著名歌手鲍勃·迪伦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传奇制作人约翰·哈蒙德，在第一次约会科恩并听他哼了几首歌之后，立即就说：“我签定你了！”一周后，科恩进了录音棚。他刚刚唱了第一句，哈蒙德便在对讲机中对鲍勃·迪伦喊：“听！你要小心了！”

我曾在诗人黑大春的家中，和他的妻子王兰一起看完了科恩伦敦演唱会的影碟。那是初春4月，我写下一首和科恩有关的诗。我在台北的诚品书店再次看到科恩法令纹深深的面孔。我收到过两份特别的礼物—一本台湾版的《科恩诗选》（译者有15人之多），一张科恩30年前在怀特岛音乐节上演出的珍贵老音碟……除了一位诗人，我几乎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他。

—莱昂纳德·科恩，你到底是谁？

作为歌手和诗人的科恩

如果说我对科恩的喜爱源于他的歌声和我的情感记忆、往昔岁月有关，那么，我的费些力气从被他笼罩的迷雾中逃出来，以便能够冷静地打量这位已经76岁的老人—他的歌，和他的诗。这是两回事：音乐和诗歌，感情和艺术标准。虽然，我不知道能否撇得清这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我并不精通英语，尽管我必须通过译文来了解科恩的诗（和歌词），但我无法就译文的好坏进行判断。再一个，即便我更喜欢某一种译文，也是因为翻译后的汉语文本恰好符合我心，焉知那不是一个误读或者误译？我不确定。因此，我只能根据我读到的译文来谈论他的诗，也只能根据他的音乐来谈论我对他的歌（这会稍稍复杂—音乐和歌词）的整体看法。

科恩的生平和经历，网上通过谷歌和百度都能查到，在此不再赘述。他特有的沙哑苍老的嗓音、喃喃自语的低诉大概是最能吸引听众的一个原因。有人对此爱恨交加，干脆把他的歌声称作“要死不活的声音”，无疑是对其独特性的赞美；大约世界上只有他才能发出这样富有磁力的、像黑洞般把人吸进去的声音。在纸媒报刊和网络上，鲜见对他的嗓音和音乐的批评，即便有人拿鲍勃·迪伦来贬低科恩，但或许他们不知道，鲍勃·迪伦自己曾说过：“如果我必须当一分钟其他人，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科恩。”作为赋予摇滚乐以灵魂的旗帜般的人物，迪伦不仅深深影响了列侬、麦卡特尼等人，也影响了世界各地众多的拥趸，甚至有人说他“改变了世界”。然而诗人金斯堡却评价道：“科恩是唯一没有被迪伦思想改变的歌手。”可以想象，科恩得有多大的个性力量，才能将自己音乐和思想的独特性得以保持。按照批评家的定论，鲍勃·迪伦“对音乐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歌词的深刻寓意与音乐成为同等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句话对于科恩来说也是成立的。但科恩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也有目共睹：22岁时出版第一部诗集，29岁出版第一部小说，在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之后，33岁时他才发行第一张唱片。他读大学时周围最好的朋友都是诗人。他出过9本诗集，两部小说，每本书的售出都超过100万册。他曾有诗集获得过加拿大最高的文学奖—总督奖，却被他断然拒绝。1966年他在希腊海德拉小岛上写的《美丽的失败者》一书，被波士顿地球报的评论者高度评价：“乔伊斯还在人间，他以科恩之名在蒙特利尔生活，他以亨利·米勒的角度书写。”他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甚至连傲慢的法国人也说：“科恩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诗人。”……这些，足以说明科恩首先是个诗人和作家，然后才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歌手。

以自己为例，我先是听了他的歌，才会继续关注他的诗。而且我也相信，他的音乐粉丝的数目要远远多于他的作品的读者。毫无疑问，他的音乐普遍得到赞扬和承认，而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则要复杂得多—诸如，他的第二本写三角恋的小说《大方的输家》，就被人批评是“加拿大最恶心的书”。语言翻译的困难和音乐无国界的特性，使得科恩在接受上更容易以一个歌手的身份而闻名，尤其在中国。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悲哀。

文学标准和时尚

或许是便于民谣传唱的需要，或许是科恩本来就秉持一致创作特点，他的诗歌从表面上看并不难懂。他的诗句具有朴实直白的特点，内容也大多都是取自身边生活的某个场景。自然，作为犹太人，他也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客串”过几年禅修的“和尚”，因此他的诗歌中也有相当数量关于宗教历史和禅意的作品。

我一向有个观点：用日常口语写出好诗更难。这是因为，书面语本身具有强烈的符号学意义，带有强烈和丰富的象征意味，而日常用语则不同。日常用语出于交流的目的，通常是陈词滥调，显得通俗易懂。当然，无论是用书面语还是日常用语，想创作出好诗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都要克服任何形式上的陈词滥调。科恩《最甜蜜的短歌》只有两行—“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这首直白的诗深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13世纪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埃克哈特在他著名的《教诲录》开篇就说：“真正而完全的顺从，是位居首位的美德。……顺从，始终造就万物中的至善。”这是因为“顺从”能够使一个人从“自我中心”里摆脱出来。人际交往中的“自我中心”始终是毁掉双方关系的罪魁祸首，也是各种野蛮制度、独裁威权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一切的人为苦难莫不从“自我中心”开始。因此，当读者读到和听到科恩《我是你的男人》这首诗的时候，都能感到这个男人深切的、无条件的爱带来的幸福和美好。科恩用他质朴简洁的诗句证明了诗当然可以这么写，但惟有经历过痛苦的心，唯有对“人类的人”、对爱和感情深思熟虑过的心灵，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正如一个诗人朋友所说：“当我们顺从，我们知道那正是爱的缘由。”

再者，我并不同意把科恩仅仅当作是“灵修”或者“禅意”诗人的看法，虽然科恩的诗歌中不乏此类的内容，但这种看法把科恩狭隘化了。西方世人皆知的大卫王的故事，曾经被许多著名作家改写，科恩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位《圣经》旧约中希伯来国王的故事，写得悲伤痛楚而又不乏警醒。这首涉及到犹太教、基督教、道德、伦理、上帝观念、爱情挣扎等复杂内容的诗，远非“宗教诗人”一词所能概括的，而他的“修禅”过程，也并非人们臆想中的“六根清净”，反而是接受自然中的自我，接受并正视人作为有限的人的弱点和欲望的过程。诸如他名叫“自闲”（法号）时所写的《秃山的清晨》，在清规戒律和一层层海青衫和僧袍下面，是在夜半清静时辰中生殖器的勃起—这是科恩领会的禅，更是自然在每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生命本身。他给禅修老师写信告别，理由只是“我遇见了这个女人”。与其说他大量的诗涉及到女人和性，不如说是写给爱、命运和生命力更为准确，更别说他作为犹太人而写下的《不是犹太人》这首令人极其震撼的诗了。

虽然我更喜欢科恩那深不见底“黑洞”般的歌声，但平心而论，他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诗人。因此，尽管我不得不更心仪诸如勒内·夏尔或者谢尔古年科夫，但科恩那要命的嗓音和音乐为他的诗歌添上了一对翅膀—很少有人能阻挡他的飞翔。或许，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某些人常常会不加分辨地鄙视“时尚”—既然如今科恩也很“流行”。在一些读者看来，他的深情在今天似乎已经“过时”，对他冷嘲热讽来得轻而易举并且显得很酷。但是，这种寄生性的“解构” 态度本身才是真正的流行时尚，因为“深情”何其艰难，而“无情和调侃”则根本无力去建构，这正像德国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说的那样:“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

还好，科恩的文字因其独特性而内在地与“时尚”远远相隔，这绝对不是时尚之浅薄所能掌握和了解的。有人指出，科恩曾四次在采访中重复：“我的心在火上备受炙烤，滋滋作响。”任何时尚都不会有这样的折磨和痛苦，这令人惊悚的“滋滋”声就在他的歌声里、诗行里，也在被他唤醒的我们的记忆和颤抖的胸中— “她进入我的心说：/‘对，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