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一梦随云散

转自 2011年12月6日 i时代报  文：黄夏

石黑一雄（1954-）

　　生于日本长崎，五岁时随其父前往英国定居。迄今共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其作品题材发人深思，语言简洁、优雅而富有说服力。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曾获欧美的文学奖项，其中包括一次布克奖（《长日留痕》）和三次布克奖提名，并获大英帝国勋章和法国政府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具有一种难得的国际主义情结。身份认同和种族融合从来不是他作品的主题，而关于精神原乡的探求、彷徨、苦闷和孤独更是与之绝缘。他自嘲为“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而实际上处处有家，从早年初试啼声之作《远山淡影》，到令其大红大紫的《长日留痕》，他在切入一乡一土的人文风景的同时，又能脱出家国族群的地理界限，于纵横东西的跨文化书写中，绘制普世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图卷。

艺术也能作恶

    《浮世画家》便以主人公的家庭琐事开场：日本战败第三年，年逾半百的小野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他与外孙的摩擦，与女儿的口角，看似简简单单的年龄代沟，无甚出奇。在这一片合家太平之中，却有点不和谐音：小野的二女儿眼看就要变成嫁不出去的剩女了。石黑一雄以婚嫁这一极度家庭性的话题，开启了日常生活中潜伏的深刻危机，而正如家庭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细水长流的一面，危机也在吞吞吐吐中逐步显现。《浮世画家》主要由主人公的回忆和对话组成，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在拉近读者对事件的距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读者对该事件的判断，而“我”的叙事又颇富技巧性，但凡触及危机的核心，便马上拉回到与所述对象无关紧要的事件上去，或者在无处躲藏的境况下，对事件作极富主观性的解释。而推动事件发展的大量对话，则常常出现别具意味的回避、停顿、打断，以及大段大段的空白。

     如此刻意的叙事“失焦”反而使读者一再追问“我”讳莫如深的“过去的事”，而“我”一向标榜的道德信念与女儿终身大事一波三折之间的巨大真空，愈加使得第一人称的叙述不断被推翻和重置。石黑一雄借主人公关于“自画像”的自白不仅是整本小说叙事策略的核心，也是主人公万万没有料到会伤及且暴露自身的毛线球的一端：“我不记得有哪位同行能够绝对诚实地画出一幅自画像。不管他多么精确地对着镜子再现自己的表面细节，画上所展示的人格特性却与其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我们看到主人公避重就轻，欲说还休，藏藏掖掖，顾左右而言他——是的，“我”苦心经营着整个故事的脉络，但为了女儿的缘故，在不断的抽丝剥茧中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一个幸存于时代，又游离于时代的军国主义分子。

    应该讲，这一颇具悬念意味的结局足以让读者大快人心，一个混蛋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嘛。但我们读来非常揪心，一点没有酣畅淋漓之感。因为《浮世画家》并非单纯的揭露或者批判文学。书名“浮世”，即“浮华世界”之意，在我看来，主人公经历了三重“浮世”，及相伴相生的三次“背叛”，《浮世画家》记录的便是这个世界的世态人心，及寓于其中的时代悲剧。

    小野出身商人世家，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使他出走家庭，完成了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次“背叛”。在师傅毛利那里，小野了解了“浮世”的定义：“最好的东西总是在夜晚聚集，在早晨消失。”而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捕捉这 “虚幻的、转瞬即逝”的世界中“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展现其中的温情和人性。然而很快到来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摧垮了这伊甸园般的“浮世世界”。小野力图调和艺术与良心使他迅速与国家靠拢，因为他深信国家能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而他的美学观则把艺术审美与国家机器统一了起来，“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国家发动战争，完全可以将之变作爱国性质的全民娱乐。在这第二个“浮华世界”中，小野把粉饰战争当成艺术家的职责，这是他第二次“背叛”。

    这两次“背叛”颇耐人寻味。第一次“背叛”意味着主人公打破樊笼之后的个性解放与自由追求，而第二次“背叛”则基建于其作为艺术家的道德与公民职责的觉悟之上。也就是说，小野对人生之路的选择出于本人意愿，并没有外力（洗脑、威胁、强迫之类）施加其身。由此可见，所谓“军国主义分子”，并非毫无由来的事物，而是有着催生其发芽成长的物质土壤和心路历程，“恶魔”的背后亦是有着丰富的人性内容的。可怕的是，良好的用心会酿成恶果，艺术成了行恶的工具。良心、艺术本无过错，但它们一旦作为战争的帮凶（即使是无心的），自身难免也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小野在百般隐忍后终于承认了战争责任，但他认为“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信念”于小野，便是良心和艺术。显然，他是“初衷论”者，如果不是战败，他的“信念”会获得全面胜利，他对于战争的反省到此为止，可以说，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战争责任者对“过去的事”的态度。

没有一个“无辜者”

    第三次“背叛”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时代“背叛”了他——日本战败了。断断续续出现在小野回忆中的前两次“背叛”，与接踵而至的第三次“背叛”，恰成《浮世画家》的叙事双极，并以小野女儿的婚事为圆心，牵扯出战争加害者、受害者、不直接参与战争的第三者，对于这场战争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以此勾勒出整个日本社会对战争的态度。小野感到“背叛”，不仅是人们见风使舵极力与他撇清关系，更是人们对战争责任的规避和否认。书中有一细节，战时吹捧大唱“皇军”颂歌的傻子的人，和战后追打傻子的人，都是同一群人。这一细节不仅折射了政治领域对战争清算的不彻底性，而且暗示了日本国民在战争责任面前的集体脱逃。这种暗示在小野女儿的相亲会上达到了巅峰，小野歇斯底里地痛陈自己的罪恶，可是人们只觉惊奇，连一年前谴责过他的人，也表示无法理解。原来，大家都选择了遗忘。对此，小野说：“任何一个看重自己尊严的人，却希望长久地回避自己过去所做事情的责任，这是我很难理解的。”小野不解的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在这个“浮华世界”中，原本黑白分明的东西变得暧昧起来，“遗忘”成为甩下包袱、轻身前进的生存策略，趋利避害的本能想来也是无可厚非。但在作者，小说前后从未出现过任何说得过去的“无辜者”形象，其态度可见一斑。

    石黑一雄写作《浮世画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并非只有东欧剧变一个主题。在西方和东方，当年的战争罪魁经过多年重建之后，皆已成为雄踞一方的强国、大国，经济实力的大涨势必要求在政治领域内重塑国家形象，而重新审视乃至为历史翻案，实是提振国民自尊心和优越感的途径之一。《浮世画家》中，小野和松田这一对战争遗老如是说：“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这样的人就能因为我们过去的努力而昂首挺胸。我只希望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我希望看到我毕生的努力得到承认。”作者借他人之口，以此打通了小说虚构与现实生活、历史与当下的界限，小野昔日魂牵梦萦的“浮华世界”，终于在此得到了回响。

     而被小野早已弃置失落了的那个“浮华世界”，最终由石黑一雄拾了起来。他温情脉脉地诉说残忍，到头来却在这“冷漠和怨恨的时代中”，不事声张地抚慰着人们心中的哀伤和郁结。小野这个角色，就如同石黑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枷锁和纠结不尽的内心彷徨，游弋于时代的罅隙间，终生不得解脱，我们读之，既憎恨，又痛心，又怜悯。石黑将小野心中的五味杂陈，悄悄植入读者心间，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对人物的一元价值判断，于早已盖棺定论了的某些标签下赋予了人性的深刻性。小说最后，小野收拾起一地的伤心和落寞，寄希望于未来。而石黑一雄则回头看去，于这“虚幻的、转瞬即逝”的时代中，描摹了一幅“浮世一梦随云散”的历史画卷，予人无限遐思。